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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不仅如此。
它不只是成功地完成工作，或由此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问题。
重要的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不仅仅影响科学，它对人的现在和人的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此一些自然科学家自己已清楚地意识到。
西劳德（LeoSzilard）、泰勒（EdwardTeller）和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并不是不同种类的自然科学家，对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检验不会揭示出这种“差别”
。
但是，存在着一个差别，这就在于他们三个人对于他们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持不同的态度，即是说，他们对社会冲突（关于核武器的使用）的态度不同。
还要考虑第三点因素。
如我们所言，就自然科学来说，特定科学领域引导着同质化的进程，当伴随着知识的一般化“人成为总体”
时，类本质知识对日常知识的取代接踵而至。
但是经验表明，至少对那些开辟新天地的科学家来说，并不仅仅是精神活动和伟大才能使这一取代成为可能。
大多数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个体。
在新领域的开辟中，在新的实验方法的发展中，在新成果（不包括偶然的发现）的勾画中，需要性格的天赋，而不只是需要正常情况下足以在特定领域中获得正常水平的科学知识的能力。
性格的力量，不畏失败，世俗的勇气，虚怀若谷——即不为传统所束缚——所有这些都是性格的方面和态度，它们标志着人格转变为个性的。
因此，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常常要求类本质特征，尽管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意图上科学研究均不直接关切人类。
当然，这些都不适用于固守业已辟出道路的科学，更不适用于那些只是应用科学的人们。
往往正是个性和道德素质，虽然不能决定谁应当成为科学家，但却能决定这一科学家在哪一水平上活动。
我在那些新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和那些满足于坚持已经开辟的通途和关心部分成果的人们之间所做的区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成果的质量依赖两个尺度。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展新的实验和启发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第二个密切相关的标准是：这一科学以何种方式以及如何彻底地履行自己的实践功能？对这后一意图，排他主义天赋（活动）是不够的，道德个体水平上的天赋（耐劳、勇敢、耐心等等）也是不够的；所必需的首先是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替代选择的探究，其次是从选定的价值观点出发对理论的建构。
甚至在纯粹“职业的”
社会科学中也总存在着价值内涵、价值选择，对此不必惊奇，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生活。
退居于“专业化”
可能是保护机制，因此是对消极的意识形态的“抵制”
。
但是它大半是一种辩护，因为它按照自然科学家看待自然的同样方式，把社会视作它的存在，它的现状，视作事实——他所关心的是调查研究而不是改变，充其量他只是要求改变“它活动的方式”
。
陷入“职业化”
的社会科学，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相比，并不必然更加盲目崇拜；就它代表了从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的退却而言，它也可以表达对盲目崇拜的反抗。
但是，当它把社会结构及其运转视作“事实”
，并把这当作出发点时，它对意识形态的敌意，不过是通过提供科学基础，而为这一拜物的日常观念的强化服务。
或许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分支不直接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它包括人种学、历史语言学等如此纯粹专业化的学科，虽然即使在这里意识形态家也可以通过普及化，即通过把从这些特殊化领域中获得的信息嵌入日常思维之中，怀着促进社会**的观念而进行干预。
不必谈论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的构建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日常思维对科学怀有如此深厚的敬意，以至于甚至完全非科学的和价值上消极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尽全力为自己提供“科学基础”
，作为合法性的证据（例如，法西斯种族主义呼吁各种各样的野蛮的生物学投机）。
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我们时代的日常意识具有巨大的权威，这一权威可以被独裁主义加以利用。
社会“技术”
作为一种非常新式的操纵人们的方式，它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还只是处于形成阶段。
（当然，只是相当“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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