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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18]
尽管如此，也不能推出自然辩证法不存在的可能性，其中人的注意力致力于人化自然的过程，即人通过生产、认识和艺术等等而实际地占有了自然过程。
总的来说，卢卡奇对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的批判的基本错误是，他过于狭隘地设想了对现实的改造。
在卢卡奇看来，改变现实主要就是废除资本主义。
这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观点”
（在这种简单的理解中，所有理智的范畴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形式和概念形式）和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德文版，第244-245页）以后，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也是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只是在为无产阶级的行为服务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信念相吻合的。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是在一种明显的革命形势下撰写文章，考虑到这些文章对清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尤为必要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种局限，他密切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的革命改造的全部理论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20]1919年5月，在他写作《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卢卡奇是贝拉贡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10月份，苏维埃政府垮台以后，他在维也纳被捕，但在年底便被释放。
在迄至1924年（当时他接连受到布哈林、季洛维也夫、鲁塔斯、A.德波林等人的攻击）的岁月中，他一直在维也纳任共产国际为东南欧洲创办的杂志《共产党人》的编辑并担任包括共产国际大会在内的许多会议的代表和官员。
[21]当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强调政治。
在晚期写作的一些文章和序言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在语气上的一种变化。
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革命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也被引入苏联：显然，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一个事件。
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以辩证方法为特征的变化：
这种方法是彻底的历史方法。
因此不言而喻，它必须经常地运用于自身，这正是这些文章的根本论点之一，同时，这一观点必须放在真正的位置，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实（第XLIII页）。
这段论述与早期观点相比既无本质的区别，也并非水火不容。
正是在三年半以前，他对辩证方法的注意中心已经转移到现实和革命上来：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是纯粹“科学的”
事情。
现在，直接的任务已经成为对现实的认识：革命只是在过去时中才被谈到。
与此同时，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他的杰作《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22]——这是卢卡奇写于这一时期并在本书中首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早先提到过的更加灵活的观点。
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便可能是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法类型学的必要性的思想，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之所以可能捍卫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之必要性的论题只是因为，对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不经主体的任何参与就具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这一前提不真，如果自然界只是客观的和脱离历史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讨论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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