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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0]内政部档案，第42.162号：《背毯进军者》，1819年11月20日。
[11]R.法因斯：《诺森伯兰和德拉姆的矿工》，21页，1923。
[12]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5月17日。
[13]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
这些通信者焦急地等待着居留释放，他们知道监狱长阅读过他的信件，因此总是爱在信上插上几句请求宽恕、怜悯以及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
[14]见J.斯坦厄普：《卡图街密谋》，161—167页，1962。
[15]目前残存的一些最早的工会书信——诺丁汉市档案馆保存的针织工书信——表明他们普遍具有读写能力。
见上文，535—540页。
[16]石板：用粉笔、石笔在上面练字用的深色薄石片，几十年前在我国各地也给小学生练字用。
——译注
[17]《有关工匠及机器的第一份报告……》，25页，1824。
[18]卡特纳赫的《瑟特尔审讯》，50万册（1823），《科德的自由及被处死》，116万6千册（1828）。
[19]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20]关于激进派的读书室见A.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物》，25—28、395—396页，1949；R.F.韦尔穆斯：《卫斯理宗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1800—1850》，24—25、88—89、97—98、111—112页，1937。
关于邓宁见“回忆录”
（W.H.查洛纳编），《兰开郡、切郡考古者协会公报》第59期，97页，1947。
关于斯托克波特联盟见，《背毯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以及D.里德：《彼得卢》，48页以始，曼彻斯特，1957。
关于布莱克本，见W.W.金西：《兰开郡激进运动的若干方面》，硕士论文，66—67页，曼彻斯特，1927。
[21]1822年，主要日报的发行量为：《泰晤士报》，5—730份：《观察家报》（周报），6860份。
[22]我同意R.D.奥尔蒂克前引书，381—393页提出的数据，只是对《人民之声报》和《挑战者》的发行数量有所怀疑。
关于正统出版物的相应数量，见雷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84—192页，1961。
关于某些刊物企图安全和改进的主题取代激进出版物的情况，见R.K.韦布：《英国工人读者》，第2、3、4章，1955。
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第1、2章，1961。
[23]他描述的是1817—1832年时期，主要涉及斗争的第一阶段——出版权利——尤其同理查德·卡莱尔有关。
斗争的第二阶段，即“成功地取消印花税”
（1830—1835）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卡宾特、赫瑟林顿、活森、克利夫和霍布森等人。
但还没有历史学家对此作过系统描述。
下过也可参见C.D.科利特：《知识税史》，第2章，1933，及A.C.巴克：《亨利·赫瑟林顿》，无年月。
[24]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315页，1928。
那种异常不公平的起诉形式，即依据职权起诉，实际上使得未经审讯即可监禁。
见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38—39页，1928。
[26]《对威廉·霍恩的经二次审判》，17、45页，1818；《为霍恩捐款的一次公共集会记录》，1818；F.W.哈克伍德：《威廉·霍恩》，第9—11章，1912；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58—59页，1928。
一位唱顺口溜的老者告诉梅休（第1卷，252页），虽然几次宣告霍恩无罪，但要在街上“唱”
他的滑稽作品还是很难：“大量官员和警察会随时出来阻止……那些想讨好大人物的治安人员还会想法阻止他们……”
[27]《黑兹利特全集》第7卷，176页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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