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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36年，斗争大体上也就结束了，宪章出版物的发行已经就绪。
然而，“最大的无印花税报”
显然是一份工人阶级性质的出版物。
《贫民卫报》和《工人之友》事实上就是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机关报，多尔蒂的《贫民辩护士》是工厂运动的喉舌；乔舒亚·霍布森先前是手机织工，他曾通过自己的劳作制造出一部木制的手推印刷机；布朗台尔·奥布莱恩的《毁灭》，有意识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理论。
这些版面小、排版密并便宜的周报刊登的内容有：这些年中开展的成立总工会的伟大斗争，1834年厂主们搞的停工闭厂，托尔帕德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
此外，这些周报还对社会主义和工会理论做过细致的讨论和解释。
我们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探讨，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把我们带到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形成过程而是（以宪章运动为形式）已经形成的时代。
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程度，对于正在成形的运动具有关键的形成性的影响。
或许有500人因印制和销售“无印花税报刊”
遭到起诉[36]，从1816年（实际上是从1792年）到1836年，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编辑、书商和印刷商，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报贩、书贩和志愿经济人。
[37]
迫害事件的记载年复一年。
1817年，两个在希罗普郡贩卖科贝特小册子的人被一个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按流浪法令命人……予以逮捕……而且还被捆在鞭挞柱上狠抽一顿”
，同年在普利茅斯、埃克塞特、黑乡、牛津和英国北部，小贩们也受到这种待遇；181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村庄，一个卖西洋镜的小贩仅仅因为放了一张彼得卢的图像就遭逮捕和监禁，时间几乎都不超过一年（报贩通常未经审讯就被判处几周监禁，然后又被释放），但这些监禁对于受害者的影响比起编辑们被监禁（这类事曾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更为严重。
他们被投入令人厌恶的“感化院”
，经常还戴着脚镣手铐，一般都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手段。
除非他们的情况引起了科贝特、卡莱尔或某些激进派别注意；否则，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因为缺乏收入而被迫进济贫院。
[38]在较小的城镇，争取自由的斗争确实是非常艰巨的。
在曼彻斯特、诺丁汉或利兹均有激进派的根据地和集会场所，并且准备为受害者提供救助。
在有市场的镇区或工业村庄，凡订阅科贝特或卡莱尔报刊的皮匠和教师，（在20年代）都可能受到监视和间接的迫害。
（科贝特寄给农村订户的内装《纪事》的邮包甚至经常到不了，原因是在邮局寄包过程中“丢失了”
。
）在战斗性很强的报刊周围，出现了具有民间特点的销售方式：小贩们（梅休听人说）为了“出售”
《共和报》，便兜售草帽，然后把夹在里面的报纸送给他们的顾客。
在“无印花税报刊”
盛行的年代，人们只须在斯彭河谷某些居民的门窗栅栏里塞进一便士，报纸就会“出来”
。
在其他地方，人们常在夜里偷偷溜小路或穿过田野到他们自己知道的聚合地，藏在棺材里或是藏在理性思想者的敬神仪仗行列中的“无印花税报”
不止一次地从当局的鼻子底下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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