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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卡莱尔的运动捐款的人在伦敦最多，其次是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
工匠文化首先是自学者的文化。
沃森在回顾他的铁窗生活时写道：“在这12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休谟的《英国史》以及……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受益良多。”
[34]构成卡莱尔所支持的“研讨会”
（以及后来的圆厅剧场）核心的工匠们对传统文化深为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把他们排除在权力和知识之外，而且还用使人厌烦的说教和小册子来答复他们的不满。
启蒙著作则给他们带来了启示的力量。
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就已经出现“御用”
报刊和激进报刊并存的局面。
到了20年代，多数中等阶级出版物挣脱了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利用科贝特和卡莱尔过去创造的有利形势。
《泰晤士报》和布鲁厄姆勋爵——他也许同埃尔登勋爵一样厌恶“穷人的报刊”
（尽管原因不同）给激进主义这一术语完全不同的定义——“自由贸易”
、廉价的政府及功利主义的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尽管绝非全部）他们只说服了激进的中等阶级——教师、医生和店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支持过科贝特和伍勒——这样，到1832年，两个激进群体就形成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
前者向着反谷物法同盟，而后者的报刊撰稿人和编辑（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洛维特、本波、奥布莱恩等）已经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准备了。
在整个20年代，工人阶级报刊一直在印花税的重压下挣扎，[35]科贝特在这段时间也只是同下层阶级运动而不是同中等阶级运动保持着松散的变化无常的联系。
两种运动的分界线不再是“改革”
策略的不同（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有时也可能在语调上同工人阶级一样革命），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上不同。
1830年农业工人的“起义”
成了试金石。
当时《泰晤士报》（科贝特称之为“血腥的老泰晤士报”
）带头要求惩罚几个起义者以儆戒众人，科贝特和卡莱尔因煽动性作品而再次受到起诉。
反抗的黑旗在1830年和1831年又升了起来。
科贝特找到了法律中的漏洞，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两便士论文》。
但这一次却是印刷工赫瑟林顿率先开始了前沿战斗，他的《贫民卫报》刊登了手工印刷机的标记和“知识就是力量”
的格言，并把“为了试试以‘权’压‘理’的能力而违‘法’出版”
作为报头的标题。
他在开篇辞中还引用了他要藐视的法律条款：
……《贫民卫报》……将刊载“新闻、消息和事件”
及“与此有关的评论和意见”
，议论“教会和国家事务”
，坚决“激励对本国依法建立的政府和宪法的仇恨和蔑视”
，而且也“对贬低宗教的弊端”
……
该报还公然蔑视印花税法的每一条款，
或任何别的法令，而且不顾法律界、任何暴君或暴君集团的意愿和喜好，也不顾以前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不管后果会怎么样。
他在第四期上登出了一份广告，“招聘”
数百名没有工作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穷人……将这份报纸卖给穷人和无知识的人，此举不仅征集到了志愿人员，而且还导致了其他几十种非税报纸的出现，其中著名的是卡莱尔的《挑战者》和乔舒亚·霍布森的《约克西区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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