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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谈论的“存在的”
焦虑与我们内在的空虚同出一源：生活曾一度被视为是逃离地狱的飞行和越过星星奔向天堂的旅行，如今生活却渐渐地消失于现代社会机构里，除了它所生产的剩余物品之外，没有人知道机构是服务于人类的提升还是堕落。
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里，贫穷和忧虑的持续存在、沮丧恐惧和凄惨晚年、残酷的监狱环境和救济院等，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进步与非理性的结合。
为了避免意识到即便是社会的最内在特征也取决于外在环境这一点，人们不得不分担控制着先进技术的丰富资源标准的那些人的盲目性。
康德在他那个时代就已注意到道德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要成为一个好的凡人要比成为一个好的王子付出更大的代价。
只要前者不是特别的坏，他就算是好的。”
[22]相应地，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一位靠福利救济生活的人想要保持道德和精神健康的话，或者如他们所说“面向世界”
的话，那他就需要有双倍于一个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的力量。
金钱就是天堂。
欧洲之所以回归到更为原始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人们不愿意大力支持不服务于机器的想法。
在一个充分就业和价格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时代，节俭税钱成了人们使文化费用低于工业利润如此之多的借口，以致出于实用的目的，任何不与经济和军事直接联系的机构（不管是大学和医院还是监狱），都只配有谦卑的存在。
那里有改善一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智力因素，但这时人们的头脑和心灵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舆论媒介——不管是拙劣的电影还是人类科学——给现实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因此，无忧无虑的富翁和奔波劳累的普通人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生活之间那难以想象的鸿沟。
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改善，大人物总是生活在他可能会有点不够富有的恐惧中，当他想到收入比他还低的人时，他则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跌落到社会下层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存在。
社会所提供的各种**紧紧地扣住了每个人的心弦。
归根结底，人类学家的思维集中于力量和权力，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有堕落成自然的历史的危险。
人是贪婪的类，比任何先前被捕食的猛兽更残酷；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得靠自然来供养，所以他得以自然的其他为代价来保存自己。
暴力是能够形成和保存人类共同体的唯一原则。
一位现代人类学家说道，历史表明，对任何人而言，生命的基本意义只是保存人类共同体。
这些自然主义人类学家认为他们自己谨慎地活动在经验领域并坚持分析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可以证实的事实或事件。
他们无意中把各种事实，特别是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人，提升为标准，大肆宣讲毫无刺激的社会所趋的残酷暴行。
人们禁止哲学乞援于这种药方。
另外，每当哲学试图限定现实时，它都不能如人们肯定设想的那样公正地评判现实。
只有通过谴责使这种解决方法成为可能的环境，哲学才能承认自己与积极的解决方法的关系。
哲学与实证主义人类学具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迄今为止，人与人的战争一直是这个类的特征。
但是，在哲学反映历史进程的范围内，哲学就如同神学一样必须坚持该进程的否定方面极其恐怖和非正义。
哲学表现了人们在社会、经济和技术面前的软弱无力，但哲学不会得出如下结论：更大程度的屈服就是解决办法。
哲学不可能规定人们将如何逃脱社会现状之迷人的循环；它只能试图给这种迷人的魅力命名。
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人们该如何举措以阻止人类的枯萎。
认为我们能阻止技术、家庭生活和一切人类关系的危险发展的看法是极其愚蠢的；由于发展过程早期听具有的缺陷，它们已成为现实，它们自发地具有解放人和束缚人的力量。
不过，也许精确地把握错误能使正确而有效的事物强行克服和超越各种限制。
（付德根译）
[1]选自《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卷（科学院版），522—523页。
[3]同上书，522—523页。
[4]同上书，524—525页。
[5]康德：《遗稿》，载《康德全集》第20卷，44页。
[6]参见尤金·N·安德森：《为工业主义辩护》，见《第欧根尼》1956年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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