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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为结束所有意识形态束缚创造先决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专政”
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意识形态自身的物质的和观念的原因，从而使它自身既没必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
[1]选自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一时期的通信，刊印于我所编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以及我的导言中的相应评论。
澄清这种关系的更进一步的重要材料包含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1—1895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这些信后来公开发表了（柏林，1925）。
[3]参见我就当时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写的纲领性文章《列宁和共产国际》，发表于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国际》（320页以下，1924）。
[4]这里人们可以回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策略的强烈批评，这些政治和策略从俄国革命之后一开始以及共产国际正式建立以前就实行了；也可以回忆一下在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和高尔特领导的激进的左派和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之间于1920年到1921年间达到的势不两立的分歧。
[5]在这一点上，列宁并没有像他的著作打算的那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他只是一般地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
的那个时期，尽管很明显，他提到了他们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立场。
对于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主张来说，比这种按时间顺序的划分更重要的划分是按照他们讲话的对象来划分。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这后一种划分做了具体的讨论。
[6]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宣传的这个肯定性方面，尤其见列宁在1922年3月发表于俄国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3期的文章。
德译文见《共产国际》杂志第21号，后来又重新发表于1925年3月德文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年刊Ⅰ，第1卷。
这篇文章对于正确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的真正历史意义有帮助。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参见梅林的《遗作汇编》Ⅰ，319页。
[9]尤其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一部分，在那里恩格斯清楚地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一切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
。
亦见《反杜林论》引论中的一般叙述，在那里他指出，对于“本质上辩证的”
现代唯物主义——它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来说，“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
[11]关于纲领的不同版本，见《国际通讯》（德国）1924年，第136号，1796页；《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92号，1750页；亦见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出版，131页以下，以及《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59号，1034页。
[12]见托洛茨基关于《新时代》25周年纪念的文章，《新时代》XXVI，I，7页以下。
在施弗林《论俄国经济学中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55卷，720页以下）和编辑库尔特·曼德尔鲍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尼古拉的信》德文版所写的著名序言（莱比锡，1929）第V-XXXIV页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俄国现实运动在两者早期和随后的发展阶段中相互矛盾的进展的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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