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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过是这一历史的最后一个分支。
在这里不可能提供更具体的阐述。
对于俄国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历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说明，我们只能简略地勾画一个十分笼统的轮廓。
虽然如此，也还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比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正统”
——窥其全部历史，具有一种甚至更意识形态的特征；它同它作为意识形态所从属的那个具体的历史运动，可能会发生甚至更大的冲突。
1908年托洛茨基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表明，这符合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第一阶段。
俄国知识分子早先在巴枯宁主义的“简单抛弃资本主义文化的风气”
中受到培养，马克思主义则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使用，以使他们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2]。
这对于第二阶段也是正确的，这个阶段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达到其顶点。
当时，俄国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宣布自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血肉”
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卡尔·考茨基和他的《新时代》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完全赞同正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
诚然，就其理论所涉及的哲学基础来说，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它受自身的影响更多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是受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支配的。
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这样大的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能够不费力气地支撑自身，因为在历史上，它认为唯一必要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并且只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
这在西方和俄国都是真切的，在俄国甚至比在中欧和西欧更真切。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处于它的第三阶段，它仍然表现出同样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诩的“正统”
理论和运动的真实历史特征之间的矛盾。
它在列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的完全非正统的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最鲜明的表现；现在，在当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突出矛盾则给它以讽刺。
现在可以结束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一个从1923年起就以许多方式被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发展所改变了的问题——的现状的说明。
既然我的进展的一般轮廓是足够清晰的，因而我拒绝根据现在的观点修改当时所说的一切细节。
只有一点必须作为例外。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曾经论证说，在社会革命期间，“专政”
不仅在政治领域是必要的，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必要的。
这造成了许多误解，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
在他对我的书的评价中，他既曲解了我的观点，又对俄国的主要状况抱有某种幻想。
这样，直到1924年，他还说“任何人，甚至连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都没有想到过”
“观念领域的专攻”
。
我现在认为，在我的书中对这一主张的抽象阐述确实容易使人误解，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谓“意识形态专政”
所追求的革命斗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今日俄国以“无产阶级专政”
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精神压迫体系。
首先，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
其次，它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党的领袖的专政。
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的专政，它不过是通过镇压阶级和抑制阶级矛盾来为“国家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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