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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在”
、“精神”
和“物质”
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
当然，黑格尔已经辩证地超越了这些流派。
这种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尽管它的全部声明都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它不再是完整意义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
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
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因此，他们竟会不自觉地赞美他们多次抨击的“康德主义”
。
还不只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首先提出来的，然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更明白易懂的详尽阐述。
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
问题而修正了它。
这还不算，他们还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限上升。
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退回到发现真理的纯理论与把这些吃力发现的真理运用于现实的纯实践的完全抽象的对立。
“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是通过实际地改变现实，通过基于理论所发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的革命运动而获得的”
——这些是列宁哲学的解释者之一的话，他丝毫也没有违背他的老师的教诲。
有了这些话，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
这种从辩证法到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必然结果。
它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辩证法中，方法和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认为“当形式不是它的内容的形式时，形式就是毫无价值的”
[8]。
因而上述着重点转移的结果完全违反了辩证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同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主观结果对立起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
然而，在这种过头的言词背后，还有一种正确的深刻见解——即，辩证唯物主义首先由于其方法，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研究的进步。
当革命运动及其实践在19世纪50年代暂时原地踏步的时候，在哲学的进展和实证科学的进展之间、在理论的进展和实践的进展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裂隙：这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已经做了解释。
结果是，在一个长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革命观主要是通过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运用于经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就在这个时期，人们找到了各种说法，尤其是恩格斯的说法，正式宣布个别科学独立于“全部哲学”
，宣称哲学被“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
到留给它的唯一活动领域：“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
实际上，这意味着恩格斯把所谓“哲学”
从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一门科学归结为在其他科学之中的一门经验科学了[9]。
列宁后来的观点乍一看也许像恩格斯的观点，但它们实际上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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