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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
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
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
一部分原因是，在黑格尔创造他的体系时，这种力量还不能完全看明白。
结果他不得不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但是由于构成这种意识的成分多种多样，他看不清它的真正性质，所以就把它变成了“民族精神”
的神话）。
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虽然极力想要突破，但仍然禁锢在柏拉图和康德的观点中，仍然禁锢在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两重性中。
虽然他最先真正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虽然他的思想始终注意克服一切抽象，但是内容在他看来仍然带有“特殊性的污点”
（他在这里很有点柏拉图主义的味道）。
这些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倾向不可能在他的体系中弄清楚。
它们往往是并列的、没有中介的、矛盾的和不协调的。
因此，最后的（表面的）综合必然转向过去而不是转向未来。
[27]无怪乎资产阶级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把黑格尔的这些方面作为本质的东西加以强调和发展。
结果，他的思想的革命内核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几乎完全模糊不清。
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
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28]，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这些辉煌的神话形式中的最后一个。
它已经包含了总体及其运动，尽管它不知道它的真正性质。
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那种“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
[29]的理性，通过发现它的真正根据，即人类生活能据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础，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
这就最后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纲领，尽管以牺牲他的体系为代价。
黑格尔强调说，自然界的“变化是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总是重复同样的东西”
，与此相反，历史上的变化不只是发生在表面上，而且发生在概念中。
被改正的是概念本身。
五
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只有在上面描述的联系中，这一出发点才能表明超出单纯的理论，成为实践的问题。
只有当存在的核心表露出是社会的过程时，存在才能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是至今未意识到的产物，而这种活动本身又会被看作是对改变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
但是这种对存在的看法也在个人的意识中创造了实践的可能。
实践成了适合于孤立的个人的行动方式，成了他的道德规范。
费尔巴哈想战胜黑格尔，在这点上遭到了失败：他同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一样，甚至远远超过黑格尔，在“市民社会”
的孤立的个人面前就止步了。
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
、“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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