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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功利主义者坚决主张，既然他的原则建立在诸如普遍化仁爱这样简单和自然的态度之上，其基础就比特殊的感情更加可靠。
特殊感情也许已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因为它是由那些表面上相似、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事实类推而形成的，并且，特殊感情的内容完全来自于那些传统的和未经批判的伦理思想的残存物。
当然，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是一种描述的体系，即一种旨在描述普通的人甚至我们，在无思考和批判的时刻，实际上是怎样思考伦理学的，这种体系就经不起人们的批判，我也不想捍卫它。
与此相同，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是一种描述的理论，而是一种解释的理论，我也不想捍卫它。
约翰·普兰梅纳兹（Plamenatz）在其《英国的功利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主义“正在衰落，而且不会再发挥作用”
。
[29]他的理由显然是功利主义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各种社会制度，即不能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
在本文里，我不关注我们的道德习惯和制度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同样也不关注为什么它们实际上是那样的问题。
我所关注的是它们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一个伦理学说当其被解释为劝说时，其正确性就完全与它的真理性无关；但当其被解释为描述和解释时，其正确性就与它的真理性有关。
实际上，正因为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的学说是错误的，一种可行的劝说的学说才显得非常重要。
四、游戏理论技术的简单运用
至此，我希望已经说明，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理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头脑简单的学说，而且，行动功利主义有力反驳了常常被用来诘难它的观点。
我现在想分析一种境遇，这种境遇在过去一直是行动功利主义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游戏理论中的某些非常简单的技术似乎提供了解决该难题的方法。
R.B.布兰特考虑了英国战争时期一位功利主义者的事例。
[30]假如政府为了节省电和气，规定房间里的最高温度只能是华氏50度。
有一位法国人住在英国，由于他是一个行动功利主义者，便可能做如下推理：“绝大多数英国人不遵守政府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人例如我的房间里保持华氏70度的温度一点也不会产生坏效果，而且，这么做会给某些人带来舒适的快乐。
基于这种考虑，我用更多的电和气，既给我带来了舒适，又增进了普遍幸福。”
因此，这位法国人便决定用更多的电和气。
实际上，这样的决定当然不会使法国人更幸福。
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受到日常教育的培养，他的良心会感到十分内疚。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十足的头脑简单的功利主义者，情况又会怎样呢？
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国人的行动无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多用电和气。
然而，他也应同意，如果他的行动被发现，他应受到谴责和惩罚。
诚如布兰特所说，如果内阁官员知道大多数人会自愿做出牺牲，遵守政府的规定，电和气的供应因此十分充足；如果他不顾自己的规定，多用电和气，那么一旦他的行动被发现后，确实会引起愤怒的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内阁官员的行为会被发现，功利主义的计算就有所不同。
此外，功利主义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充足的功利主义理由去谴责内阁官员（特别在普遍由非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
我们必须回想一下行动的效用与称赞和责备行动的效用之间的区别。
不过，我们也许同意布兰特提出的与上个问题无关的事例，在这种事例中，行动功利主义极有可能与常识伦理学发生冲突。
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乐于这样说，“常识伦理学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啊！”
布兰特提出了其他反对理由。
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法国人那样推论，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但法国人在他的推论中有一个经验前提，即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推论。
布兰特提出反对理由时，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
实际上，大多数人情愿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信徒。
如果法国人生活于一个完全由像他那样的理性的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他又怎样推理呢？如果他事先不知道其他人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便会处于不知道如何计划他的行动的境遇中；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包括这位法国人）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也会处于不知道如何计划各自行动的境遇中。
这是一个循环的困境，迫切需要游戏理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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