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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也不是对基督教的替代。
这里，又—个明显的事实是，对基督教有严重威胁的，既不是尼禄[6]型的暴虐专断，也不是恺撒[7]型的狂热反动，而是马卡斯·奥里留斯[8]型的正派斯多葛信徒。
其原因是：斯多葛派具有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勇气，这种勇气是对基督教勇气的一种真正替代。
斯多葛勇气并非该派哲学家的发明。
斯多葛派哲学家只是用理性的术语给了它一种经典性表述；但事实上它却植根于先前的神话故事、英雄传说、早期的格言警句、诗歌与悲剧等之中，并且还植根于斯多葛主义兴起之前的若干世纪的哲学之中。
有一个事件，特别给了斯多葛勇气以持久的力量，那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对整个古代社会既是—个事实又是一种象征。
它昭示了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人的处境。
它昭示了一种勇气，这种勇气能对生命加以肯定，因为它能对死亡加以肯定。
这个事件给勇气的传统意义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在苏格拉底那里，过去的英武勇气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和普遍性的东西。
勇气的民主观念被创造出来用以反对勇气的贵族观念。
士兵的坚毅为智慧的勇气所超越。
在整个多灾多变的时期，这种形式的勇气给了整个古代世界的许多人以“哲学的安慰”
。
为塞内加[9]所描述的斯多葛勇气，表明对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的恐惧这两者的相互依存，同样表明赴死的勇气与求生的勇气这两者的相互依存。
他指的是那些“不想生但又不知道怎样死”
的人。
他谈到libidomoriendi，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谓“死亡本能”
的拉丁术语。
他讲的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感到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这些人就像《旧约·传道书》中说这种话的人一样：我不能做任何新鲜事，我不能看任何新鲜事！
根据塞内加的意见，这种情况是接受了快乐原则，或者用新近美国出现的习语来讲叫“及时行乐”
的人生态度的结果。
他发现这种态度在年轻—代中尤为盛行。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由于死亡本能是那种从未得到满足的“里比多”
内驱力的否定方面，因此，根据塞内加的意见，对快乐原则的接受必然要导致对生命的厌恶和绝望。
但塞内加明白（正如弗洛伊德也明白一样），没有能力肯定生命并不意味着就有能力肯定死亡。
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控制着甚至那些丧失了求生意志的人的生命。
这表明，斯多葛派所标榜的自杀，并不是推荐给那些为人生所征服的人的，而是推荐给那些征服了人生、既能生又能死，并能在生死之间做自由抉择的人的。
自杀作为一种逃避，作为一种受制于恐惧的东西，是与斯多葛派的存在的勇气相抵触的。
斯多葛勇气——在存在论与伦理学的意义上——是“存在的勇气”
。
它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的控制之上的。
但是，理性在新老斯多葛派那里都不是它在当代术语中的那种东西。
在斯多葛的意义上，理性不是“推理”
的能力，即不是以经验为根据、以普通逻辑或数理逻辑为工具的论辩能力。
对斯多葛派来说，理性就是逻各斯，即作为整体的现实所具有的意义结构，特别是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意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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