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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作为仕途中人，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张廷玉做得算是如鱼得水了。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对他恩爱有加。
康熙令他入直南书房，提拔他做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雍正更是对张廷玉赏识有加，提拔他做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
张廷玉有次回家省亲，雍正写信给他：“朕即位11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
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
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
（《张廷玉年谱》）这份情感，已经远超君臣关系了。
至于乾隆，也对张廷玉尊敬有加，特封他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乾隆甚至在一首诗中把张廷玉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和宋朝名臣文彦博与吕端，将其奉为汉臣之首，对他可谓推崇备至。
这其实是中庸——中国式生存哲学带来的好处。
但古代官员中也有不懂中庸之道，最后栽了大跟头的。
比如苏轼。
嘉祐六年（1061年），24岁的苏轼官居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陕西省凤翔市的市长助理。
年仅24岁的他做了市长助理，前景一片看好，可文人出身的苏轼因为个性奇崛、我行我素，注定了其在仕途上的波澜起伏。
在凤翔府判官任上，苏轼与顶头上司陈希亮不对付。
陈希亮在他写的公文上涂涂改改，苏轼心里老大不舒服，并且这不舒服很快表现在了脸上；陈希亮为官冷峻，颇有架子，每次接见下属时总是姗姗来迟，苏轼作诗讽刺：“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这诗传到陈希亮的耳朵里，苏轼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
但是作为文人，苏轼又不懂得危机公关。
他不参加陈希亮主持的宴请，甚至违背官场惯例，中元节也不出席秋季官方仪典，后被罚红铜八斤。
一般人到了这个程度，自然明白官场潜规则，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跟上司对着干是没好果子吃的，但苏轼还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陈希亮在其官舍后面造了一座凌虚台，很有追望终南山的意思，他觉得苏轼文笔好，请其作记。
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补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苏轼却在他写的《凌虚台记》中冷嘲热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苏轼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
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凌虚台刚刚建成，苏轼就悲观地预言有朝一日它将成为“荒草野田”
。
这还不算，苏轼嘲弄了“凌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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