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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广灯录》卷六之末又载：
志公尝有言曰：“帝遇而不遇也，此是传佛心印，即观音身也。”
[3]
由于《宝林传》等坚持达摩梁时始至，故记事多有错谬，但言达摩与志公有所交涉是不错的。
志公监修高座寺不知何年，要之肯定在天监十三年（514）入灭之前，这就充分显示了普通八年（527）来华说的荒谬。
志公以为达摩为观音再世，大士化身，是传佛心印的祖师，足见他对达摩相知之深。
非但如此，宝志与达摩应有更深的因缘。
据《高僧传》卷十：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
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
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
居止无定，饮食无时。
发长数寸。
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
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
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
时或赋诗，言如谶记。
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4]
值得注意的是，宝志初显异状之时，恰是达摩来华之始。
前文已述，达摩于宋泰始三年（467）来华（也有可能更早），恰在泰始之初。
从宝志的行迹来看，像是一个标准的头陀行者，只不过是不在山间、而在闹市而已。
其留发、持锡杖、跣行，种种作为，与后世习见的达摩形象极其相似，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由此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即志公的行迹忽变与达摩的指点有关，他接受了达摩的头陀行，但又有大胆的变革，即行之于都市，不限于山野林间，这种做法自然给人以新奇甚至不可思议的感觉，乃至有危行动众之嫌，不过志公行之不疑，体现了达者的胸襟和风范。
志公于齐建元间（479—482）始示异迹，分身数处，暗示吉凶，这应当是他受达摩多年指教，行之有效，故得神通。
对于志公的神异行为，齐王室是又敬又怕，武帝曾经以“惑众”
的罪名将之关进狱中，在他坐牢时，文慧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又送食于他，看来王室内部在如何处置他方面意见不一。
由于他在狱又示异迹，武帝最终还是将他释放出来。
后来他多次分身数处，预事必中，又通他心，是以朝野僧俗都事之如神。
然而朝廷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时禁其出入。
直到梁朝建立，开明且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才解除了对他的禁令。
齐武帝对宝志的态度不知是否影响到达摩。
达摩于齐永明四年即北魏太和十年（486）渡江北上，或许与此有关。
因为神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因此扩大影响，也有可能为此受人猜忌，是故达摩本人虽有神通，却很少示现。
宝志是否为达摩弟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在后世禅门看来，他确实是禅宗中人，从《景德传灯录》收录的宝志的著作来看，与禅宗的作品几乎毫无二致。
总之，达摩最初在南朝传法的十九年，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所传弟子可能不是很多，至少后世有明确记载的很少。
他不得已北上，将活动的重心移向北朝，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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