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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立宪派和革命派殊死斗争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纷纷呼吁清政府改革政体，实行立宪。
迫于种种压力，清政府只好接受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端方五位大臣，赴德国、日本等已经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考察政情。
虚晃一招
张之洞在思想深处也接受了君主立宪，他也派了四位属官跟随那位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又令幕僚郑孝胥出任上海预备立宪会会长。
张之洞支持君主立宪，其实有他自己的目的：笼络立宪派，制止革命发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革命风暴和武装斗争越来越猛，越来越威胁到大清政权。
作为朝廷柱石和封建卫道士，张之洞有责任和义务维系朝局。
恰在这时，立宪派和革命派闹得你死我活，老谋深算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决定借助立宪派的力量，来抑制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
事实上，他做到了。
原来，梁启超见张之洞和他们步调一致，政见相同，竟然抛弃多年的恩怨，在日本的报纸鼓吹和热捧：“南皮力挺立宪，这事一定能成功（以得其赞成为止）！”
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或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兵戎相见；或因步调一致，而握手言和，团结协作。
但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只有利用与被利用。
梁启超等人又被张之洞利用了一把，他们和革命党闹得更凶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五大臣考察回国后密奏慈禧：要想不被革命党革了命，那就必须得立宪（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
立宪不仅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定三大好处，还可以在实行年限上做点手脚，即以预备立宪的名义推行立宪，然后延长实行的年限。
慈禧听明白了：预备立宪，不是实际立宪。
妙！
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
慈禧大喜过望。
七月十三日，慈禧正式下令预备立宪，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放政治烟幕弹：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为什么是预备立宪呢？朝廷和慈禧给出的解释是“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即先奠定立宪基础，发展数年具备一定规模后，待民心民意所向后，再实际立宪。
这显是朝廷和慈禧的忽悠之词，他们搞预备立宪，其实是为了平抑派系的反动和斗争，进而力挽王朝危局。
但在形式上，朝廷和慈禧还是作出了改革部署：议改官制、制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等。
力阻集权
慈禧宣布预备立宪的第二天，就令奕劻、载泽、徐世昌等十多位朝臣，以及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疆臣，按照西方官制改革京官与地方官制。
京官改制的主要举措是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
内阁相当于国务院，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
内阁下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陆海军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11个部门，后来又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咨府，原都察院不变，原大理寺改为大理院。
陆海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和农工商业部是新设部门，这虽然是一种进步，却是皇族亲贵削弱地方督抚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
而参与改革的朝臣，大多数都是皇族亲贵。
清朝皇族亲贵，通常指的是满蒙亲贵。
三百年来，他们一直安逸享乐，高高在上，他们习惯了这种封建贵族式生活。
目睹世道变迁和社会发展，他们真想拖住时光的后腿，因为现实残酷无情，他们不愿面对现实，更不愿接受君主立宪。
然而，形势迫在眉睫，他们只好做垂死挣扎：假借改革官制之名，设立陆军部，夺取各省督抚军权；设立度支部，夺取各省督抚财政权；设立邮传部，夺取各省督抚交通指挥权；设立农工商部，夺取各省督抚实业权……
皇族亲贵不仅在改革京官中削弱地方官权力，还在改革地方官中进一步削弱其权力：各省设行政衙门，督抚总理政务，布政使、按察使协助；设高等审判厅，专管法律案件，做到行政、司法独立；督抚主管外务和军政，布政使主管民政和农工商，按察使主管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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