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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查理五世是一个正统罗马天主教信仰的维护者。
1521年4月19日，他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曾这样亮出底牌说：“我的先人们在康斯坦茨和其他宗教会议上确立的事，我有权坚持。
只是个别修士，在个人见解的驱使下走上歧途，才使自己与全体基督教徒坚持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信仰处于对立的地位，又轻率地下结论说所有基督教徒至今都错了。
因此，我决意以我所有的领地、我的朋友、我的血肉之躯、我的生命和灵魂对这一事业打赌。”
[4]罗马教廷显然可以借助于这个有影响的卫道士，进一步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
其次，查理五世在反对法国的斗争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两个问题上，显然有求于罗马。
从1515年马里亚诺之战起，法军一直占领着米兰等地，法国与教皇的关系很好，双方曾经缔结“博洛尼亚协定”
（1516年）。
米兰是联结西班牙与德国、尼德兰之间的战略要地，德国绝不会容忍法国长期占领，双方终究不免一战，而一旦战争打起来，主战场又在意大利，教皇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是查理在那里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但它又受制于罗马，查理希望罗马方面有所松动。
为此，他于1520年春派胡安·曼努埃尔为使节前去罗马磋商，迄未取得进展。
查理五世对于这些也是心领神会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与教皇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
支持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不等于同时支持教皇对普世最高权力的奢求，不等于容忍教会的种种弊端而不进行任何改革（罗马一提到改革就谈虎色变！
），也不等于双方在对待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做法上始终一模一样。
查理与教皇的勾结有一个过程。
早在1520年5月12日，胡安·曼努埃尔从罗马奏请查理注意路德说：“陛下应当去德国，那里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受到萨克森宫廷的庇护，他讲道的内容引起罗马教廷的极大忧虑。”
[5]
1520年10月底，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克去亚琛参加查理的加冕礼，在科隆遇见来执行教皇令的阿莱安德，后者要求逮捕路德。
弗里德里克不顾教皇的恭维和可能加诸的威胁，借口任何一个德国人未经公正审判不得定罪，予以拒绝。
查理的总理大臣大概采取与弗里德里克相同的立场，不过表示：如果教皇不支持皇帝的敌人，皇帝愿做任何有利于教皇的事，如果教皇妨碍皇帝，人们便会与教皇为难，使他难以自拔。
[6]开始向教皇试探。
大概11月底，皇帝的态度开始改变。
11月28日，他写信给萨克森选侯，要他阻止路德再发表反对教皇的东西。
作为回报，12月12日，教皇宣布取消所有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敕令。
[7]于是，教皇与皇帝商定于第二年1月28日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共同对路德施加压力，以便绞杀宗教改革运动。
1521年5月6日，查理在帝国议会上宣读阿莱安德起草的《沃姆斯敕令》的主要内容，宣布路德为异端分子，限期捉拿。
5月8日，教皇与皇帝正式缔结同盟，宣布“他们无例外地有相同的敌人和相同的朋友；在赞成与反对上，在进攻与防御上，目标相同”
，共同制订反对法国的计划。
皇帝在盟约的第16款承担义务：“由于某些人背离天主教信仰恶毒地诽谤圣座，他将像他们反对他本人那样，竭尽全力予以惩处，为他们的反对圣座报仇。”
[8]不久，与法国的战争正式爆发。
这是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
查理五世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私利，不惜牺牲德国的民族利益和违背他当选时的庄严保证，决定与教皇携起手来，共同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
查理有德国的血统，却很少有德国人的民族感情。
二、宗教界的丹东
1520年12月，查理五世带领大批人马（2000多人）先期到达沃姆斯，住在主教的府邸。
第二年年初，各邦诸侯、教皇使节和一些红衣主教、外国使节带着侍从先后到达。
原来只有7000居民的沃姆斯，顿时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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