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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太宰”
之位，只是司马炎对他德高望重的一种尊崇，实则并无实权的话，那么加上“持节”
和“都督中外诸军事”
，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也就是说，司马孚当的这个太宰，毫无疑问，就是货真价实的百僚之首，是刚刚建立的西晋朝廷除皇帝外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回头来看司马孚究竟是“忠义”
还是“作秀”
的问题，答案或许就不言自明了。
试问，一个在新朝领衔宗室诸王，又在朝廷中地位最尊、权力最大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朝的“纯臣”
，这个逻辑能成立吗？这个道理能说服世人吗？
当然，在历代史家中，也不乏有人称颂司马孚，比如说他“不失臣礼”
（方孝儒语）、“可敬”
（李贽语）等。
其中，尤以《晋书》对他的评价最高，称其“风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义，外阐忠贞”
，所以才会在曹髦被弑时“枕尸流恸”
，在曹奂出宫时“拜辞陨涕”
，可谓“疾风彰劲草”
云云，意思就是在社稷危难时方能彰显司马孚的忠义。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南宋学者王应麟就在《困学纪闻》中质问：“司马孚自谓魏贞士。
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叔肸，春秋时鲁国公族，因不满权臣废嫡立庶、把控朝政，宁可织草鞋为生，终身不食其兄鲁宣公之俸禄。
朱全昱，梁太祖朱温长兄，曾痛骂朱温灭大唐三百年社稷，迟早被灭族。
王应麟说司马孚不如这两人，着眼点自然是在于——司马孚从新朝所获得的高官显爵，不仅与他自诩的“忠义”
很不搭调，而且还颇有反讽的意味。
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就在《陔余丛考》中意味深长地说：“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可谓知君臣大义矣。
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
……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
为什么司马孚一边对旧主念念不忘，一边又在新朝安之若素地加官晋爵呢？
赵翼所问，想必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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