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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可曹真万万没料到，从他进入子午道的那天起，老天就开始下雨，而且一连下了一个多月！
子午道本来就险峻异常，连日大雨又导致很多栈道塌陷，曹真及其部众不得不开山凿路，简直苦不堪言，行军速度自然变得极为缓慢，走了三十多天，才刚刚走了一半。
这下子，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就有话说了。
太尉华歆率先上疏，说治国者当以内政为先，征伐为后，若魏国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蜀、吴两国迟早会败亡。
曹叡对这种消极无为的说辞显然有些反感，便批示道：“敌人凭借山川之险，连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付出那么多辛劳，都没能将其平定，朕岂敢认为自己一定能消灭他们？只是诸位大将认为，如果不打，敌人不可能自己灭亡，所以才要出兵，看有没有可乘之机。
倘若时机不成熟，那该班师就班师，朕不会固执己见。”
从曹叡这番话来看，他之前不表态，应该还是默许曹真出兵的成分居多。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和曹真一样，绝不会轻言退兵。
见皇帝不为所动，朝臣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第二个上疏的，是时任少府的杨阜。
这个杨阜，就是当初在冀城争夺战中力挽狂澜、击败马超的那位义士。
由于长年戍守边陲，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他的上疏就不像华歆那么空洞迂阔，而是从军事角度剖析了应该班师的理由。
杨阜说：“我军刚一出发，便遭遇连日大雨，将士被隔绝在崇山峻岭中已有多日，粮食运输异常辛苦，军费日渐增加。
一旦粮秣中断，此次作战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左传》有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
’若徒然令大军困于山中，前进无所收获，撤退又下不了决心，那就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样子了。”
对于这种相对专业的意见，曹叡就不得不重视了。
紧接着，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力劝班师，理由与杨阜差不多，说曹真大军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子午谷中间，且将士们要自己开山凿路，战斗力势必大为削弱，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是赶紧撤兵为宜。
至此，曹叡终于意识到，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遂于当年九月正式下诏，命令曹真、司马懿、张郃等各路大军全部班师，各回原驻地。
老天爷在子午谷降下的这场连日大雨，不仅浇灭了曹真南征蜀汉的希望，而且还把他淋出病来了。
班师没多久，曹真就病倒了，曹叡不得不命司马懿赶赴长安，接替了他的职务。
曹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蜀汉建兴九年）三月，曹真病卒。
得知曹真死了，诸葛亮立刻抓住战机，发动了第四次北伐，亲率大军北上，再度进围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
由于蜀道险峻难行，后勤运输极为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蜀军每次北伐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严重问题。
为此，“长于巧思”
的诸葛亮发明了历史上著名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在此次北伐中把“木牛”
派了上去，且于三年后的第五次北伐中投入了“流马”
，后世通常将这两种工具并称。
那么，所谓的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据说，这两种运输工具设计巧妙，可以极大地节省人力，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
只可惜，它们的设计原理和具体样貌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虽说当年诸葛亮曾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且附有说明图，但后来竹简脱落，附图遗失，又几经传抄，讹误颇多，后人很难理解，于是这个三国时代的“黑科技”
便从此失传了。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可以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诸葛亮集》中找到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上面还详细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尺寸，但其正确性却无从考证。
此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声称复原了木牛流马，并做出了样品，但它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同样没有任何判断标准。
诸葛亮率大军进围祁山堡，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面的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市）。
此时镇守上邽的是魏将郭淮、费曜和戴陵，麾下仅有精兵四千，显然难以抵挡蜀汉大军。
司马懿闻报，立刻与大将张郃等人率主力从长安出发，驰援上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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