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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其本人和家属全部逮捕，押到廷尉寺问罪。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全是司马昭的诬陷之词，没有一句是真的。
而诏令最后宣布的处理结果，当然就更是司马昭的“旨意”
了。
王经及家属被捕时，他因连累家人而万分愧疚地向母亲谢罪。
其母却毫无惧色，笑着对他说：“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呢？就怕死得没有意义；若因忠义而死，何恨之有！”
虽然此时的曹魏社稷已经摇摇欲坠，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像王沈、贾充、成济这些“识时务者”
，才会争先恐后去抱司马昭的大腿，但还是有王经及其母亲这样的忠义之士，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大义。
正如前文一再强调的，当我们看到古人的这些忠义故事时，着眼点如果放在他们所效忠的对象上，很可能会视他们为“愚忠”
，认为他们死得毫无意义。
可我要说，这样的理解太过僵化了。
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国家”
概念，所以君主就代表了国家。
因此，古人所讲的忠君，就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而古人誓死捍卫君王社稷的精神，就等同于我们今天为了民族和国家大义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捍卫的具体对象可以因时空的变化而不同，但为了某种崇高的东西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不应被忘记，更不应被鄙夷。
王经和他的老母亲（连同其他家人）被押赴闹市斩首时，一个叫向雄的王经旧部在刑场旁失声痛哭，其哀恸之情感染了在场的很多人。
《资治通鉴》就用非常传神的四个字，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哀动一市”
。
悲伤和哀恸感染了整个街市的人。
人心是一杆秤，它是称得出忠义的价值和意义的。
王经及其家人无辜蒙难，固然是大不幸，但他们的忠义精神却可以流传千古，永远被后人铭记。
就此而言，王经及其家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与王经一家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卖主求荣的王沈，因告密之功，被司马昭封为了安平侯。
现实就是如此讽刺——恪守忠义的人被满门抄斩，卖主求荣的人却飞黄腾达。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愿意成为前者的人总是凤毛麟角，愿意成为后者的人则如过江之鲫。
不过，奉行现实规则的人也不见得都有好下场。
比如亲手刺杀曹髦的成济，就成了这场弑君事件的“背锅侠”
，被司马昭拿来用作平息公愤的一枚棋子，短短二十天后，便以“大逆不道”
的罪名被夷灭三族了。
曹髦被弑次日，司马孚上疏，请求用亲王的礼仪予以安葬，郭太后（其实是司马昭）允准了。
同日，司马昭命其子、时任中护军的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常道乡公曹璜（稍后改名曹奂），准备立其为帝。
曹奂是燕王曹宇之子，相当于明帝曹叡的堂弟，时年十五岁——又是一个不谙世事、可以任由司马昭揉捏的少主。
同年六月初二，曹奂来到洛阳，当天即位，改元景元。
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坐上御榻的时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成为曹魏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最终只能以亡国之君的屈辱身份，被永远记录在史册上；而短短五年后，当初去邺城迎接他的这个年轻的将军司马炎，则将摇身一变，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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