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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的治理变化就代表着一个重要转向。
第一次G20峰会是2008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但是美国的领导角色却在不断萎缩。
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对G20的重新定位，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共识营造者。
中国开始推动G20任务的升级，从危机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保护主义蔓延及金融不稳定问题的短期任务向长期任务转变，着手设计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及全球治理改革议程。
这既是G20峰会本身的一次重要跨越，也充分显示了原有国际体系的韧性。
2015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印度、德国三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美国相对比重在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萎缩得更为严重。
仅从世界贸易体制来看，各国影响力已经出现戏剧性变化。
再看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在减速，尤其是2008年、2009年以后，但还是维持了3.6%到3.7%的增长率。
世界经济增长来源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中国，其他则来自金砖五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加在一起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
换言之，非西方国家从金融危机以后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普华永道智库预测未来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G7而是E7，就是七大新兴市场（emergi）国家，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
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事实上2013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并驾齐驱；从长期趋势预测，到2040年E7的规模将达到G7的两倍，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得非常缓慢。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将完全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发展中国家开始提供国际财政和公共服务。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以前都是搭便车，从来没有充当过领导者的角色，更不用说提供国际公共财政了。
但是最近两年变化很大，中国已经在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政，而且范围与数量都非常可观，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但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来扮演的角色。
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和日本开始合作推动“清迈协议”
，这一协议后来又演化成各种双边或多边换汇协议。
如果某一国家出现外汇危机，或者某个国家货币被恶意做空，各协议国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提供紧急融资。
只要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如索罗斯这类金融炒家就不敢轻易动作了。
再如，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融资，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其资本结构三四十年已经没有什么变化，融资功能也不断萎缩，在满足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需的中长期融资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十分有限。
再如，最近十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的融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世界银行与其他所有开发银行的总和，现在又开始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都是中国配给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政的具体表现。
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大约五分之一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来自中国，而印度在同期甚至派出了更多的部队。
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行动中，中国海军贡献巨大。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过去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对联合国拖欠经费。
尽管较难得到确切数字，但是中国在过往数十年里，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人道援助，而且近年还大力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强化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连通。
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这些数字，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建构了科技协作与政策协商的机制。
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现在也成为了GPS定位系统的替代产品，而且还具备紧急通讯功能。
今天，中国正与“非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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