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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人仍未能及时清醒过来，而是依旧不知变通、抱残守缺、死守孔孟之道，以致在与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的媾和中贻误自强时机。
洋务运动以“自强”
为口号，标志着人们开始从世界范围内省视中国。
其释放出的危机感，无疑是民族觉醒自救的一种表现。
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深，有识之士开始从主张“制洋器”
扩充为“采西学”
。
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学”
和“西学”
关系的大问题。
尽管顽固守旧派和开明洋务派，在对待西学上态度迥异，但他们在此中的核心立场却相差无二。
顽固守旧派寸步不让地捍卫礼乐教化、伦常纲纪，而开明洋务派学习西方也始终以不损害孔孟之道为前提。
正是在应对守旧派的诘难并与之论战中，洋务派才一步步提出并完善了“中体西用”
的文化观念；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对西方富强之本的探寻，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所倡导的西学，已经不能为不触动根本的“中体西用”
所容纳了。
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开明知识分子想在中西之间进行文化调和，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1894年，洋务运动筚路蓝缕30余年制造的强大幻象，在“甲午战争”
中被击得粉碎。
数千年的中央帝国，被一个近邻的蕞尔小国打败，所带来的震撼远甚万里之遥的欧美列强三番五次的敲诈勒索、趁火打劫。
梁启超大声疾呼：“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对甲午战败的反思，不仅促使引进西学，实现“从器物到制度”
的飞跃，而且使得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维新变法中坚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率先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釜底抽薪，否定了清末守旧派自认为正统学说的权威；在《孔子改制考》中，他更将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
、维新变法的祖师，还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
“升平世”
和“太平世”
的顺序演变，而相对应的则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
，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
尽管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失败了，但仁人志士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质疑，以及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宣传，使得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惶惶不可终日。
此后的清政府，在社会、经济、军事等所有方面全面溃败、无可救药，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对民主革命的鼓吹、实践，以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尝试，日益将封建传统文化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夷夏之防”
的腐儒之见日益不得人心，孔孟之道在进步知识分子心中也终于走下神坛。
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历经种种痛苦和曲折的过程之后，陷入深深的反思：为何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乃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何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还会反复出现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是否文化上需要更深刻的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曾经肯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长期努力，“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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