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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政治研究表明，在统治目标锁定之后，中国社会的专制君主们驾轻就熟地锻造了一种极端“实用主义”
的治理文化，无论是法家、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谁为“表”
、谁为“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条件下，因时因势，哪一种方法对于绝对统治最为有效，就施行采用哪一种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采用这些权术和谋略的统治者们，其本质上都只是视民为敌为寇的“兵家”
，当然也就无意也无能力弘扬上述治理思想中的精华和优势。
上述转换也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君王有理想时常常偏好儒家法家，当理想退灭时则更倾心于道家，比如领导“开元盛世”
时和经历“安史之乱”
后判若两人的唐玄宗李隆基。
而文人，是中国古代特别是隋朝开创科举制度之后重要的社会治理者来源，也是社会治理实践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他们同样多在出仕和归隐时于儒道之间切换自如。
中国文化史上综合成就最高的文人当属苏轼，其思想非常复杂、丰富。
他一方面深受儒家精神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政绩卓著。
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和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
东坡先生一生屡经磨难，曾三度被流放，甚至被贬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而又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艰难处境，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审美情趣去体味人生，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典范。
而且在十年逆境中苏轼照样有进步、有创造、有光辉的人生成果，坚定、潇洒、从容地走过来，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
在其一生的起伏跌宕、悲欢离合中，他对几种思想的偏重倚靠轨迹，当可算一份典型的思想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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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治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法家奉行的也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而无论是儒家的“仁爱”
还是道家的“无为”
，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对成为“明君”
的追求，还是对成为良臣的努力，各级统治者都不乏有过理想主义倾向的尝试，也不乏像“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那样取得某个时段和一定程度的成功。
顺便说一句：“文景之治”
当为中国历史上把“无为而治”
理念落实到治理实践中最为成功的范例，它向历史表明了“无为而治”
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但从总体上言，由于制度设计与权力来源的限制，这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只能在漫长的历史中收获短暂而脆弱的几个成功片段，以彰显人性中尚存美好的一面。
直到当代，才从理念上和技术上为传统治理思想的扬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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