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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购买服务，以效果为导向；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和赋能；不再是由国家“指导”
，而是由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甚至个体的合作。
治理手段是合作的、包容的、协商的。
运作不同。
“前治理”
的层级是金字塔形的，权力顺着科层制的流向自上而下地垂直分布，以政府的权威对社会事物实行单向度的、强制的、刚性的控制，其作用的对象只能表现为接受和服从。
而治理，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目标的一致性，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十分突出。
治理的层级是扁平化的，所拥有的运行机制，不仅依靠政府的权威，也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
强调公民和社会机构的参与，权力的流动是双向或多向的互动。
和统治、管制、管理相比，治理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是更能够发挥人类处置自身公共事务的正能量；二是更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三是更加的科学民主，有效率。
治理理论当然也存在局限性。
虽然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
意大利学者Bob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
例如：全球化发展问题的论辩中，不少学者就认为全球治理理论，有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提供理论支持，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
面对如何克服治理失效的问题，学界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善治”
（goodgovernance）概念。
“善治”
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一直是到今天为止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治理方向。
强调管理的民主化，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其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另一方面，治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就决定了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鉴别。
综上所述，当代的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是指各种国家公共机构或社会的、私人的机构乃至个人，共同处置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然而，借鉴西方的治理理论，并要在中国实现善治的目标，还需要自身的理论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和道路。
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
模式，可以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考和借鉴。
对于中国而言，国家治理无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但同时需要强调民主、法治、多元、合作，打破并淡化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对立界线，为求得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治理的主体、职能、范围、方法等各方面都要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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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展开了一场关于国家发展的“马拉松”
长跑，最终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体出局，于是西方世界得出结论：“如果要发展，必须走西方道路。”
但中国用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之路，也使西方世界对中国从敌视、蔑视、轻视、平视到如今开始仰视。
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引起西方社会的某些不适，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的崛起，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决不强加于人，也决不接受被人强加。
传统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理念已为西方所接受，被称为黄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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