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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
王副校长的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陈斌。
“喂，王副校长吗？您几位还在酒店吗？我想接大家来我们单位参观一下，顺便请各位吃个工作餐。”
电话那头，陈斌的声音热情而诚恳。
“好，好！
陈医生。
我们刚参观完西北大学，正琢磨著去哪儿吃午饭呢，您这电话来得太是时候了。”
王副校长笑著应承下来，並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
掛断电话后，研学队伍一行人又在校园里悠閒地逛了约莫多半个小时，这才见到陈斌驾驶著一辆掛著白色牌照的医院公务车，缓缓停靠在路边后，一个健步跳下了驾驶位。
这时，其他学生已经在引导老师和领队老师的带领下，如潮水般涌向大学的食堂。
而穆勒得知郑奇他们的行程后，侧身向身旁的助理和周代勛低声交代了几句。
助理立刻走到一旁，拨通电话调度酒店的商务车，而周经理则拿出手机，开始与西京医院医疗设备科主任做约访。
1999年，那是一个市场规则与潜规则共生的年代，医院的採购体系正处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夹缝中。
儘管政府集采参与的试点已开始建立，但绝大多数医院的採购自主权，仍牢牢攥在院领导与设备科一把手的手中。
普通的副主任医师如当时的郑夏，对於採购几乎难有置喙之地。
然而，三甲医院里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大外科主任们，却是另一番光景。
从骨科手术中一枚不足一元钱的克氏针、一顿饭钱的骨水泥，到动輒价值一套房產的全人工心臟（tah），这些决定权往往不在院长或採购科长，而在手术室里大外科主任和重点科室的专家们手中。
为保障这些学科带头人持续开展高精尖手术，深諳人情世故的院长和设备科长，也绝不会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过度干涉。
因此医院对许多高值耗材和新型器械实行“零库存”
管理，手术室或设备科绝不会预先採购，全屏主刀医生根据患者手术的具体需要以及自己的倾向现场决定启用哪家公司的產品。
这种“现做现点”
的模式，催生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各省的医药代表如同当年瀰漫在bj城里的“黄虫”
麵包计程车般无孔不入。
他们全天都在打著手机，不停地和各医院、各科室的主任、副高乃至小护士进行沟通，哪床手术延时了，哪床计划何时做手术，他们都了如指掌，即便到了2025年的今天这些模式也只是转入了绿泡泡群聊里，从未消失。
每天清晨，各大三甲医院停车场总会准时出现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隨身携带著价值可能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器械与生物製剂，隨时准备响应手术室的召唤。
在手术室的走廊里，永远有著几个漫无目的彷徨的身影，却能在巡迴护士一个招呼下，三十秒內精准递上任何急需的器械或耗材。
此时此刻的医代们就很像等著被女王临幸的男宠一样，牌子能不能翻到自己，与往日的人情运营有绝对的关联性。
也许有读者大大会问，巡迴护士也能参与进来吗？
正所谓蛇有蛇道，鼠有鼠道。
处部分昂贵耗材的竞爭者寥寥，手术之前主刀都会提前通告负责自己的医代。
普通耗材这些大主任根本是懒得过问的，而小主治，副高以及巡迴护士则成为了现场做决定的人。
无论是心臟支架还是人工关节，吻合器及专用缝，每一间手术室外都上演著即时的“器械招標”
。
而这场招標的结果最终都转化成患者手术帐单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这一切出现的原因，既是高昂耗材与医院资金压力的无奈妥协，也是是吸血的资本上演的商业暗战。
这套依託潜规则运转良好的系统下，是医院主理人们与无处不在的医药代表们早已建立起的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共生关係。
如而今，隨著国家对医疗行业规则的完善，游戏规则早已改变。
一张张贴在今日各大医院专家诊室门口的“医药代表，禁止入內”
的贴纸既是对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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