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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机农业不只是采取“减法”
，也实行“加法”
，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促使作物朝着人需要的方面发展，提高作物的品质与产量。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
生态农业不只是为人类提供绿色食品，而且要为改善地球的生态质量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做出贡献，这就是农业生态使命的第二方面，应该说它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方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维护双赢，也就是说，既维护了自然生态，又获得了良好的收成。
另一种情况则是维护了自然生态，但影响了农业的收成。
前一种情况当然好，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这第二种情况的出现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农业有时需要做出这样的牺牲。
2003年笔者参加在芬兰召开的农业美学国际会议，会上就有这方面情况的介绍。
中国其实也早有这方面的实践，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这样的工程，实际上也是以牺牲农业的代价来换取生态的修复。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原本的两大使命，相对过去会逐渐变得较为容易。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就是证明。
但是，由于整个地球的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能不增加维护生态平衡这一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农业由于人类直接在地球上的劳作，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它在修复地球生态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上有它独特的优势。
目前，农业这一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农业的生态使命的日益凸现，使得它本具有生态美这一性质得到彰显。
生态美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美，而是一种审美性质，它存在于诸多审美对象中，自然界中有，社会界中也有。
在自然界与社会界相交融的农业世界中，具有最为丰富的也最为深刻的生态审美性。
农业的审美使命也是时代赋予的。
农业由于主要是手工劳动，又由于是在天地间进行的劳动，因此，它原具有浓郁的审美的潜质。
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没有地址的信》中举了大量的地球上残存的史前部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巴戈包斯族，这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土著部落，在种稻的日子里，“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将一把铁镐插入地里。
妇女跟在他们后面，把谷粒撒到男子所挖的沟里，用土把它盖好。
这一切都是严肃认真地进行的”
。
[5]尽管古代农业具有准艺术的性质，但不具审美性。
普列汉诺夫强调巴戈包斯族人的种稻劳动是在“严肃认真地进行的”
。
显然，舞蹈只是协调动作的节奏，以减轻疲劳，并不是为了娱乐。
如果要说这中间也有审美，那只能说是潜审美。
新兴的农业则有可能将这种潜审美予以释放，让农业劳动兼具两种性质：功利性和审美性。
功利性，就是说，劳动还是劳动，它创造价值；审美性，就是说，它可以与功利不挂钩，而给人带来愉悦。
这里具体可以展开成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过程具有审美性，二是劳动成果具有审美性。
这两种审美性均可以说成是“如艺术性”
。
前者作为动作，可以说是农业艺术；后者作为成果，可以说是农业景观。
两者不仅成为农民们的审美生活，而且均可以在农业的观光、旅游中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到农村去观光，不仅是欣赏农业景观，而且可以参加农业劳动，这种劳动虽可以创造财富，但对于观光客来说，却是为了快乐——超越功利的审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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