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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真还努力学了点英语。
译了一本书《人生道路的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也还译了一些英文小文，用东行的笔名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
有一次，朱狄先生知道我在学英文，让我翻译英国奥斯本的一篇文章，我与一位朋友联合将它译出来了，寄给朱先生，想请朱先生给校一下。
朱先生将它交给他的儿子朱陈教授，朱陈教授将它认真校了一遍。
此译文后发表在《美学译文》第三辑上。
现在回忆起来，真为自己的当年的大胆无礼而感到惭愧。
“邈予小子”
，你算什么，竟敢请朱光潜先生这样的大师为你校译文？
说到英语，对于先生的教诲与期望深感惭愧，虽然一直在学，但没有下功夫，学得不好。
差可告慰先生的是我也走向国际学术界了，我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宣读论文，也曾在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德国约恩苏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国际上著名学校和研究机构用英语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
先生送我的《柏拉图选集》是怀在我心中的一块珍宝，它将伴着我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走下去，它给我力量，给我鼓舞，给我温馨！
我就这样观看着，思念着，在燕南园66号周边徘徊。
一次又一次地在先生门前停住脚步，久久地盯着那把铁锁。
我的目光停留在二楼的窗户，窗紧闭着。
窗下有先生的工作室。
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是在这窗下写的，巨译黑格尔《美学》三大卷、维柯《新科学》也是在这窗下译的。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先生每天在这窗下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信件，并且一一地写回信。
我给先生约莫寄过十几封信，另外还有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审美——文艺的社会职能》（发表于《边塞》1980年第3期），这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先生回信说“拨两个小时，为你修改这篇文章”
，这文章，我想也是在这窗下改的。
先生寄给我的信函中，有时也夹有一些供我学习用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译稿，是先生新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译稿，共四页，1600字。
先生时年过八十，握笔的手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工整，没有涂改，想是誊清的。
第四页上还有先生画的一张表，用大括号、小括号等符号表述人对世界的掌握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记得1989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先生，说起我手头还有朱先生的这篇译稿，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让《复旦学报》发表吧。
于是，我写信给奚今吾先生，询问可否发表先生这个译稿。
奚先生让朱光潜先生的侄子朱式蓉给我回信。
式蓉信中说，伯母同意发表。
于是，我将朱先生的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了蒋孔阳先生，并附上我写的一篇说明文章，介绍此译稿的来历和我学习的体会。
朱先生的译稿和我的说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上。
先生晚年，每天除了要拿出一些时间接待青年外，还要花差不多两个小时给那些向他求教的青年写信。
《朱光潜文集》第十卷，是书信卷，这卷中的信，绝大部分是他晚年给青年们写的。
那时，没有电脑，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在纸上写的。
那时也没有伊妹儿，那信需要跑邮局一封一封投进邮筒去。
先生太辛苦了！
望着燕南园66号二楼的窗户，想象着窗下先生伏案写作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泪水涌出来了。
我在燕南园66号周围转着，转到屋后，这屋后连着厨房，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在家里宴请我的情景。
那是1983年夏，估摸是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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