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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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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
每月每人三十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
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
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
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
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兴奋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
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势，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
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
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拧，不好使唤。
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
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
并且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
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
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
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得直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
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
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
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
老大人老实，话也少。
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
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
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
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派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
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通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的炕席，谁不挨着谁。
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
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
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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