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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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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等农村、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
。
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丟失了“北京人”
的身份。
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打不散”
、“压不垮”
的“老三届”
，其实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
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
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
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几粒草芥。
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让我最留恋最难忘的时光。
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
《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
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底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
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
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
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
饭食虽粗粝，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
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
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儿没齁一个跟头。
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莲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
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鼻子为之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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