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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秀在灯底下等了一宿，那块补花单子，做几针就扎了手，做几针就扎了手。
日子越过越艰难，不是七舅爷一家难，是所有的北京人都难。
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老百姓的生活也到了最艰苦的阶段。
日本人开始了强化治安运动，无端地抓人、打人，警车呼啸过市，闹得人心惶惶。
更可怕的是没有粮食，全城百姓吃配给的混合面。
所谓的混合面是高粱、豆饼、黑豆、红薯干的混合物，难以下咽。
就这，还得半夜排队去买。
母亲说，我们家北墙根，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按居住片供应混合面，警察在每个人的衣服上写上粉笔号码，按人头一个个来。
每天买混合面的队伍队尾在胡同东口拐弯，队头在胡同西口。
不少人买不到，常常是空手而归。
买着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混合面吃进去拉不出来，那时候的人把拉屎看作一件天大难事。
侯宝林先生曾编过一段相声，说混合面吃了拉不出，喝了半瓶子梳头油，拉出根劈柴棍儿，原来混合面里有锯末……
七舅爷老了，身体状况远不如以前，目光呆滞，动作迟缓，头脑一时清楚一时糊涂，常常是面对着熟人叫不出名字来，甚至将大秀误认作死去的老伴。
七舅爷到我们家来是1940年的年底，是我的三哥将他领回来的。
我母亲回忆，那是七舅爷几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家出现。
三哥在海淀教书，每礼拜回家一趟。
那天他在西直门门洞碰上了七舅爷，七舅爷正在挨日本人的打，劈劈啪啪的嘴巴一个接一个，在城门洞里抽出了很响的回声。
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没人敢问，没人敢拦，也没人敢看，大家低着头匆匆走自己的路。
这是非常时期，日本人慌了、恼了、疯了……
这一年的11月29号北平出了一件轰动全市乃至中外的大事，日本天皇都震惊了……这天上午，两个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到东四十条西边的锣鼓巷附近，有一名骑自行车穿黑衣裳的中国人朝他们连开了7枪，两个日本人一个毙命，一个重伤。
黑衣人隐入胡同之中，再无踪影。
被刺的日本人，一个叫高月保，一个叫乘兼悦郎，是日本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到中国来慰问日本军队的特使。
两人官衔都不低，都是日本贵族院的贵族，又都是贵族“爱马社”
俱乐部的成员，都酷爱马术。
到北平后两人住在十条西边的和敬公主府，每天要骑乘遛马，伪警察局安排两个警察骑自行车在后面警戒着。
见天早晨，他们骑着马出公主府门，往东走到十条路口，再向南走到东四牌楼，然后往西到达北海南门，穿过北海由北门而出，往东过地安门，返回住地。
十条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路西是日本在华北的茂川特工总部，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的巡警阁子，北海的团城还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就这，两个日本特使还是死、伤在了戒备森严的日伪军警眼皮底下，倒在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倒在了众目睽睽的中国人的视线中。
刺杀日本特使的事件难以封锁，很快在北平市民中私下里传递开来，人们既紧张又兴奋，感到大大地出了口气。
我们家看门老张最先得到这个消息，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讲给全家人听，大家都吃惊不小。
父亲听后感慨地说，古来燕赵多死士，民心不可辱啊！
父亲嘱咐老张关紧大门，这些日子谁也别出门。
事发后，北平日伪当局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立即全城戒严，城门关闭。
当局将嫌疑范围划了一个大大的圈，特别将东四十条附近作为重点，这样我们家、七舅爷家，以及王国甫家就全部包括其中了。
宪兵、警察出动，挨家搜查，闹得人心惶惶。
常常是半夜全家站队，一家人包括用人，统统站在当院，宪兵对着良民证的照片挨个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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