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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督教《圣经》中有个巴比伦塔的故事：诺亚乘方舟逃脱了洪水之难后，其子孙来到了一个叫巴比伦的地方，商议在这里建立一座通天高塔，以作纪念。
塔越造越高，这事惊动了上帝耶和华。
耶和华看到造塔的人动作如此协调一致，似乎没有什么事干不成，于是担心起来，怕他们将来连上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变乱人们的口音，使每个人的话只有跟前几个人懂得，再远就听不懂了。
这样，造塔的人由于信息不通，合作不成，人心涣散了，塔也就半途而废了。
从此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各自操着不同的语言，再也不能联合起来干什么事。
巴比伦塔的故事在我们进行美学研究时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任何人类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形态来看，都是有其特殊性，因而有其局限性的。
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的民族大融合，无论其后果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同时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破坏、消灭了一个民族的特殊性，再就是打破了它的局限性。
在西方，罗马人对希腊人的征服，日耳曼蛮族对罗马人的征服，都是破坏了被征服民族的固有文化，但也打破了这固有文化的局限。
在中国，则是历次外族入侵和征服都使征服者本身被同化，失去了自己的特殊性，也打破了自己的局限。
马克思历来强调交往（Verkehr）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不但常常把交往和生产力相提并论，视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而且每每把交往看作生产本身的“前提”
。
[8]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停滞不前，与交往的不发达有极重要的关系。
社会历史经济是这样，意识形态更是这样。
多少年来，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
和中国人的“华夏中心论”
作为有关民族或种族自尊心的严重问题而相互对立，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纠缠不休而又毫无建树的最愚蠢的争论之一。
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语言已成为历史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比较文化学的兴起终于使中华民族开始投身于世界性的“交往”
之中了，这给我们本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注入了生机。
比较就是融合，比较就是重组，比较就是再生。
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之塔将在比较中高耸入云。
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人，都只有尽量在开放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那关起门来“继承传统”
者，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
美学司芬克斯向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挑战，不但给我们提出了将美学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的任务，而且还提出了将中西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
西方两千年来美学之谜得不到解决，这与西方人意识形态背景中固有的缺陷有内在的联系；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撇开了对美的本质作科学的探讨，同样使我们的民族传统在面对这一挑战时也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当我们把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与比较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从各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信念的人群在美学荒原上留下的杂沓脚印中，去寻找真理的逻辑线索时，我们就有可能拨开历史之雾，看到希望之星。
不过，比较美学自身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比性基础问题。
既然比较学必须拿两个不同时代、地域或不同性质的事实作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那么它们的可比性究竟以什么为根据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比较美学的可比性应建立在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这个原理上，否则就只是事实的比较，而不是比较美学。
但这一点并非每个人都意识到了。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比较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即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的原则呢？
四
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既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又是一门历史科学。
在美学中，最抽象的和最具体的，最严格的和最自由的，哲理和事实，永恒和瞬间，都必须如此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同一个机体中，像人的大脑的两半球一样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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