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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有密集的交流网络，因此也无法传播有用知识。
多亏古登堡的发明，可用的知识增长到无法估量的规模。
其他人苦思冥想、艰难探索，很多被遗忘的东西要重新被发现，而欧洲人可以方便地获取知识：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为了继续思考，他们可以创造性地摧毁旧者，也不用担心佚失。
拉丁欧洲的特殊地位来自很多单独的潮流和因素，而它们各自发挥了多少重要性，当然无法准确衡量。
“巧合”
和“路径依赖”
也无法明确区分。
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理论的好奇无疑推动了科学变革，而这种好奇对新技术的实现有多大影响，一直都备受争议。
理论与实践经常分道扬镳。
例如，拿破仑的炮兵从伽利略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向上抛出的物体的轨道会形成一条抛物线。
在天文观测望远镜刚出现时，既有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和伽利略这样的学者，也有像扎哈里亚斯·扬森和汉斯·利伯希这样的“普通”
工匠。
亨利·贝顿（Heon，1636—1717）设计出巧妙的阀门，同时也为皇家学会撰写理论文本。
技艺精湛的乐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纽科门只是一个铁匠，但也是业余传教士并且读过一些书。
前机器时代的历史难道要略去钟表匠，甚至略去那些费力给盔甲拧制螺丝的忠厚老实的工人吗？
如果说得复杂一点：我们观察到彼此独立出现但随后相互干涉的因果链，还有个别想法和成就，它们在某个时间点一起涌现。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或牛顿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甚至第谷·布拉赫也不常见。
仅仅为了造就这五位大师，显然就需要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波兰的托伦到德国的威尔德斯达特，从比萨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村和现在瑞典境内的克努斯特鲁普城堡。
创新者何时何地出生是巧合，但他们全都出生在欧洲，这绝不是巧合。
仅仅观察这个地区的情况并不能解释开普勒如何成功地计算出火星的轨道，但可以解释这里为什么不仅有出现“开普勒的可能性”
，其他伟人、几百名推动者、取水人和博学思想家也层出不穷。
与阿基尔·姆本贝的观点不同，真正的“现代性的洗礼盆”
并不是（或首先不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地区。
这个洗礼盆覆盖了整个拉丁欧洲，为了契合这个比喻，它的水尝起来有爱琴海的咸味，还承载着亚洲和非洲的知识。
这并不是说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对欧洲的经济优势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把这些因素看作拉丁欧洲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先决条件，未免太过浅显。
成功的基础更加深刻。
追溯“大分流”
的遥远的起源并不意味着推卸“西方”
的责任，也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及其后果辩护。
隐瞒“自家”
对其他文化造成的问题，只能让腐败的精英、血腥独裁者和心胸狭窄的宗教卫士等罪魁祸首逃脱惩罚。
地理的硬性条件、人口统计学的阴暗权力、社会结构的力量以及顽强保持的心态或文化转移的基本重要性都被置若罔闻。
我们追问那些促进欧洲发展但在别处没有出现的先决条件，肯定不是要推动“遗漏版的历史”
。
如果这些条件最终衍生出文明甚至种族优越感，那么批判它们绝对是合理的。
此外，如果一位作家相信，欧洲进步的最终原因是危险的“远古印欧语系的人”
“热爱自由”
，那么他的立场就很接近上述危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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