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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穆斯林都没有接触望远镜。
拉丁欧洲的天空革命——决定性的基础就是他们的天文学——很晚才被介绍到伊斯兰世界。
1732年，外交官易卜拉欣·马特费里卡（IbrahimMüteferrika，约1674—1745）撰写了一篇关于哥白尼体系的文章，他也是从二手渠道获知的。
尽管如此，他立即宣布日心说是假的，并呼吁穆斯林学者反对这一观点。
这一时期，一个安纳托利亚的偏僻地方的学者请求得到一张“法特瓦教令”
（Fatwa，意为“教法新解”
，即伊斯兰教法学家对于争议问题的处理意见），他想探究的问题是，传统中预言太阳从西边升起意味着末日审判即将到来的现象在天文学中到底能否出现。
同时代的牛顿可能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不久前，马特费里卡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一家印刷厂，而之前的印刷工坊都是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开办的。
但人们不能出版任何宗教文本，上帝的话不能被放到印刷机上。
宗教学者从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新技术，1485年，苏丹巴耶齐德二世甚至用死刑威慑阿拉伯语出版物。
宗教中的丰富典藏本应影响深远，毕竟长期以来都是神圣典籍和宗教小册子帮助印刷有所突破——在韩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和德国都是这样。
在先知的国度，《古兰经》理应是先驱——偏偏是这本最重要的伊斯兰之书不被允许印刷。
这项禁令也是出自政治考虑。
国家认为自由传播知识是非常危险的，只有专家才被允许讨论科学问题。
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的潜在读者远远少于拉丁欧洲地区。
大约10多年后，马特费里卡的印刷工坊就迎来悲惨的命运，一共只出版了17本书，这个欧洲的超级媒介在世界大都会伊斯坦布尔甚至都没有市场。
30年后，英国大使馆秘书詹姆斯·马里奥·马特拉（JamesMarioMatra，1746—1806）的尝试也以失败收场。
奥斯曼帝国仍然与西方伟大的知识潮流隔绝。
例如，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1825年被翻译，但没有出版商出版。
当欧洲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时，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些学者还在研读1000多年前的手稿——抄写员和微雕师很幸运，他们还能用安逸的工作继续养活自己。
在所有不接受印刷艺术的地区，不管是奥斯曼土耳其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对科学和技术造成的长期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聪明的想法如果很隐秘，那仍然只是想法。
在拉丁欧洲，这种典范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他博学多识，灵感甚多，但从没有将他的想法用文字出版，所以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后续效果。
在伊斯兰世界中许多观点都不为人知，比如伊本·赫勒敦的史书，或者阿布·穆萨·花拉子密革命性的论点，他认为行星轨道是椭圆形——或者伊斯坦布尔博学家塔居丁（Taqiad-Din），他是安萨里的后裔。
1551年，他想象出一个由蒸汽驱动的旋转烤叉，但他的想法也未发表。
没有人继续推进这些革命性的项目，没有任何企业家认识到这一设备的潜力并投资研发。
开创一个大胆的项目并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持续改进它，这种事情在拉丁欧洲出现的概率要比在奥斯曼帝国高出千倍，因为拉丁欧洲有高度发达的传播媒介。
科学史学家爱德华·S.肯尼迪（EdwardS.Kennedy）曾经说过：第谷·布拉赫可能有一个土耳其的名字。
这样说虽然没错，但土耳其的第谷能找到一个土耳其的开普勒作为读者，这个土耳其的开普勒又能被一个土耳其的牛顿接受吗？与之相反，使用水蒸气作为能源的想法在欧洲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
1804年，威尔士造出第一台成熟的机车，几年后，蒸汽轮船已经在苏格兰一条运河里航行，也出现在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的哈得逊河上。
1830年，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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