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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息来源可能夸大其词；丑闻居多，而日常生活则不太常见。
盛行的反教条主义也为改革添柴送炭，但它本身没有可疑。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诋毁****的僧侣和恶臭的僧衣，批评贪婪的教会或买卖圣职的教皇。
从但丁的佛罗伦萨到乔叟的伦敦，处处回响着对僧侣的嘲弄。
例如，巴黎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olasdeges）就写了一篇论文，谴责教廷贪婪的世俗欲望。
教廷的上层等级中也有人拍案而起，比如库萨的尼古拉就曾反对庇护二世：“如果你能听到真相，这个教廷里发生的一切都令我厌恶。
一切都腐化了，没有人履行足够的职责。
你和枢机主教们都不关心教会。”
所有人都野心勃勃，贪欲横行。
“如果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提出改革，肯定会被耻笑。
我在这里是多余的。
请允许我离去！”
可能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遭受攻击，罗马对“路德事件”
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肯定有人警告过他们，怨言不只出现在诗人的笔下。
1311年维埃纳的宗教会议上，教廷就听到了“彻头彻尾”
的改革的呼声。
不久之后，奥卡姆斥责若望二十二世为异教教皇。
作为路德之前的路德派人物，威克利夫也持有改革观点：建造教堂的基石不是教皇，而是基督本人；人类的命运已经预定；《圣经》是最高权威，一切都关乎上帝恩典。
他认为好的经典当然也要发挥作用，这一点与路德不同。
由于无法从上到下改革教会，运动的失败让“德国民族的控诉”
这一潮流高涨。
人们在教会会议、等级会议和帝国会议期间举办论坛，抨击的重心是买卖神职、赎罪券交易和随之而来的金钱流失。
德国在回绝贪婪的罗马教廷时，找到了一部分身份认同。
“自由万岁！”
这是乌尔里希·冯·胡腾写给路德的一封信的开头，他指的是脱离罗马的自由。
这个改革派用措辞出彩的抨击表达出许多人的想法，他的教诲播撒在这片被仔细耕耘过的土地上：授职权之争主要出现在德意志公国，公民和贵族与他们的主教争夺权力。
在德国之外，神职人员绝对不会这样深陷在世俗政治的纠缠中，并因而经常与世俗权力角逐。
一些出身于贵族支系的主教甚至修道院的院长都拥有对小国的统治权——这种悠久独特的历史前文已经有所提及。
在一些地区，教会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摩擦在城市中也司空见惯。
他们就税收问题斡旋，争论教士神职的任命，或市议会是否可以设立学校。
神职人员很容易处处被人责骂。
改革前的德国已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而其他不得不向神职人员纳贡的国家，还感受不到这样涌动的暗潮。
西班牙教会已经“从上至下”
进行了改革，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路德。
比如，城市公社起义中几乎没有对教会进行批判，他们只单独提出取消宗教裁判所。
1511年一场轰动的争论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前的德国局势已经一触即发。
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Pfefferkorn），现在变成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皈依了多明我会，他想要烧掉犹太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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