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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关于德国城镇的单纯的编年史都渗入了“古代”
的痕迹。
例如，一位史学家在记录自己家乡施特拉斯堡与主教的激战时就援引了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a），从中引用了一段关于自由之战的振奋人心的呼吁。
古代精神在博洛尼亚和那些医学院中畅行无阻。
在1255年的神学高地巴黎，当艺术学院欲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纳入课程计划时，激烈的论战爆发了。
修士们应该追求纯洁和禁欲主义，而不是捣鼓科学和大学课程。
一边是宗教的世界观，一边是哲学的、科学的世界观，二者之间处处相克。
也有很多人反对逻辑和科学的泛滥，强烈要求信仰占上风。
亚里士多德狂热的支持者们也遇到了坚定的反对者。
培根认为，精神“不能扰乱”
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上帝可以随时出手干预。
培根研究符号学，梦想造出飞行器或潜艇，同时也是炼金术的先驱。
他认为，占星术可能是击退蒙古人的关键科学。
他探索磁力，并将火药基本材料的混合比例公之于众。
他还写出“贤者之石”
的制作指南，并提供了延缓衰老的秘方——其中包括一些稀有物，比如埃塞俄比亚飞龙的肉。
培根对阿尔哈曾和格罗斯泰斯特的光学都非常熟悉；他被视为欧洲光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似乎真的实验过镜头、聚焦镜和一种针孔相机。
培根当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过当时典型的末日情绪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他绝不是中世纪的浮士德博士，但他的许多观点都非常新颖。
最终，他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代价，在修道院中被幽禁逾10年之久。
等级严明的教会组织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反驳一切背道而驰的观点，让自己的学说成为普世标准。
1277年，巴黎主教艾蒂安·坦佩尔（étieempier）公开谴责219项“可鄙的谬论”
，如他所闻，这些学说竟在大学中流传甚广；可能是教皇若望二十一世（Johannes）授意此事。
据说，有一些学者——可能说的是阿威罗伊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支持者——断言，神学家的论断仅仅是基于寓言，从中收获不到任何知识，掌握世间智慧的只有哲学家。
不过，这种论调首先瞄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托勒密的天体论，就如他们所言，天体在3.6万年后将重新回到某一位置，因此也会产生相同效果。
这样一来，历史也肯定会循环往复，审判日不会到来，也就没有末日审判。
唐皮耶关注的核心点是捍卫上帝的全能，这项权力不受任何事物包括自然法则的限制。
例如，有些人认为上帝不能创造多个世界，上帝无法沿直线移动天体（这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定律，即天空中的一切都必须以环形轨道运行），坦佩尔对此表示反对。
倘若人们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真空的空间：因为世界之主微微移动世界，必定会留下一个空白之处……世界永恒的假设自然也要被推翻了。
坦佩尔的判断可能适用于某些神学家的观点，比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vonBrabant）曾辩称，世界之始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因为这事关上帝的自由意志。
尽管关于宇宙与虚无的讨论曾于1277年在巴黎受到威胁，但它得以幸存，因为它总能找到安全之所。
我们从罗杰·培根多舛的命运便可见一斑。
他受到排挤，被禁止写作，且如前文所述最终被捕。
1265年，当他的资助人、枢机主教盖伊·勒·格罗斯·德福尔克（GuyleGrosdeFoulque）以克雷芒四世（sⅣ）之名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他似乎曾有过光明远大的前程。
教皇赐予他进行研究所需的一切自由。
但克雷芒在执掌教皇之位三年后就溘然离世，培根的自由也转瞬即逝。
不过这段历史依然让人想到，激进的思考在四分五裂的欧洲总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时机。
一位亲科学派教皇的加冕或者一位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那样的王位继承人就已经足以为避难之人敞开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彼得·约翰尼斯·奥利维（PetrusJohannisOlivi，12471248—1296）这样令人不适的思想者也不必再缄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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