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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欧洲则相反，虽然它也曾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都屈服于古希腊的精神。
凤凰首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找到了新的居留之所。
在亚历山大大帝继任者、有“救世主”
之称的托勒密一世（PtolemaiosⅠ，前305—约前283年在位）的领导下，这座因其灯塔闻名的城市，成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科学地标。
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和塞拉比斯（Serapis）神庙保存了总量超过50万的卷帙，这些书目的目录由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KallimaKryene）在公元前3世纪编订，其规模据说五倍于《伊利亚特》，甚至连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与之相匹敌的科学书籍藏量。
这里还充当着数学思想、机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的代号——显然这是重新回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解释，也与伊壁鸠鲁在他的花园中所做的研究相吻合。
若说雅典的人们已经思索关于“第一原理”
的猜想并建立起各种系统，通过各种实证发现来支撑这些系统，那么尼罗河畔的人们则是从个别现象出发，从中发展出数学模型。
与他们的内心认同相比，与现实的一致性是次要的。
“亚历山大港”
的博物馆并不想解释什么，而是想要用数据和几何来描绘和证明。
缪斯庵是一个君主制体制下“民主的”
学院的替代选项。
它的组织建构反映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和继位争夺战所带来的政治态势转变。
竞争有利于革新的发展。
人们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据说，托勒密（可能是缪斯庵的建立者）下令将那些到达亚历山大港的书籍卷轴——比如作为来自雅典的借贷的书籍——统统没收，印上“舶来品”
，然后转送至图书馆。
它们的所有者也总是只能得到复刻版作为补偿。
托勒密二世颁布了一道禁令，禁止莎草纸制品出口至帕加马，以此来限制那里声名远扬的图书馆继续发展，它甚至有可能盖过亚历山大港的光彩。
阿塔罗斯王朝的名字得以流传要感谢当地找到的用羊皮制成的绘制工具：羊皮纸。
对于科学与文学来说，亚历山大港意义非凡。
迦克墩的医生希罗菲卢斯（Herophilos，约前330—前255）与他的年轻同事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atros）是解剖学的开创者，最初他们正是由亚历山大港的医学院所培养。
欧几里得先是在雅典完成了培训，然后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跻身光学之父。
由他所建立的几何学一直主导这一领域直到约1830年。
传奇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机械大师阿基米德也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一段时间。
佩尔格的圆锥体大师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os）和昔兰尼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一样，都有亚历山大港的文化背景。
那些来自亚历山大港的男性所做出的发明创造总能引起轰动。
克特西比乌斯（Ktesibios）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他发明出了由水驱动的精确的时钟和抽水泵。
从他手工制作的这些自动化机器来看，他似乎距离蒸汽机只有咫尺之遥了。
事实上在300年后，亚历山大的海隆（HeronVonAlexandria）[8]才真的将热能作为驱动力并将其投入使用。
亚历山大港的晚期和一对伟大的名字紧密相连。
帕加马的医生盖伦（Galen，约129—216）的医学著述在1490—1498年出现了至少660个版本，他在罗马开展事业之前也在亚历山大港待过。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介绍过他——撰写了天体-天文学的经典作品《占星四书》和《天文学大成》。
在他的宇宙观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固定中心，这一观点直到近代都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6世纪，他和斯特拉波（Strabon，约前64—后23）的地理学仍是关于地球上民族与国家的所有知识的基础。
但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成为明日黄花，莎草纸的文稿藏量随着时间也日益衰减——显然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里，还缺少卓有成效的方法实现复本的长时间保存。
至于是否火灾或者掠夺也应对此负责，还不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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