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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遇有时也会被抓住；然而必然性就如同事件背后只有一个原因一样罕见，例如，尽管资本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出现可能很重要，但它只是处于复杂相互交换关系中的诸多因素之一。
人们喜欢用“关键性维度”
（Killer-Kriterien）来解释欧洲的崛起，“竞争”
、“司法保障”
、“科学革命”
、“医疗进步”
或者“自由”
都被算作其中。
但依然没谈及的是，为何这样那样的因素整合起来就偏偏在西方发挥作用。
是什么情况使之成为可能？这本书将反复讲述那些弯路、缓冲和对抗运动：在冰冷的理性与炽热的信仰、自由与傲慢统治之间所爆发的斗争。
当书中偶尔提及“落后”
时，涉及的都是客观的事物，比如经济或技术。
其他地方的人们并不比拉丁欧洲（Lateineuropa）[2]的聚居者愚笨，好几种文化——诸如中国或者伊斯兰地区——曾经历过充满希望的觉醒。
但它们之后却停滞了下来，而西方则开启了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进程。
西方觉醒的深度历史：现代的七个前提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欧洲崛起之路最基本的前提：地理和气候条件。
它们是一切后续历史的先决条件。
拉丁欧洲崛起大业的第二个必要前提是：它在中世纪便已经是一个邦国林立、政治和文化竞争激烈的大洲。
此外，在承载文艺复兴伟大对话的七大支柱中，还有另外三个在中世纪就已立起来。
在机构的合理性、经济实力、技术和军事力量方面，欧洲国家远远逊于亚洲多国。
11世纪托莱多的穆斯林学者曾经评价欧洲是“来自北方的蛮夷”
，认为它“缺乏敏锐的理智和清晰的思想；他们充满无知、莫名其妙和愚蠢”
。
但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山口”
，欧洲起初只是缓慢爬升，接着便越发迅疾地攀升。
经济条件在变好，欧洲的人口数量在增大，欧洲城市初具规模，发展出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比较来看仍然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
城市中产阶级和横向结构在各个领域内的影响，成为文艺复兴的第三根支柱。
权力的横向结构被视作其纵向结构的典型对比。
两者几乎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即使在独裁和君主专制国家中，也总是可以发现对个人集权式统治的反抗。
反过来，在市民社会中也依然可以发现许多纵向结构的痕迹，例如经济不平等或行政官天然的影响力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横向结构还是普遍适用于欧洲社会。
在这里，它们出现得更早，且比其他任何地方使用频率都高。
抛开其他因素，市民能自由地书写和讨论要归功于对宗教的牵制和由此而来的第四个前提。
而这一点早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就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标志。
基督教不是科学和进步的敌人，在中世纪，宗教机构对知识的保护和丰富甚至做出了突出贡献。
欧洲的伟大对话所极力达成的，正是避免圣职权力的滥用并将其制约于有限范围内。
这场与古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进行的批判性对话，成为正在到来的现代变革的第五个前提。
只有欧洲能从那两种世界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汲取经验，二者兼有自己的和其他文化圈子的知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甚至部分中国。
与一些聪慧的古代异教徒和穆斯林对话的可能性得以完全打开，也有赖于前文提到的欧洲“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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