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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催生了教育哲学的复苏。
黄济同志勇挑重担，在我国率先重建教育哲学学科。
所谓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教育哲学课程，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新审视教育的理论问题。
黄济同志为此花了许多心血，先后撰写了《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等著作，为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黄济同志和我不仅共事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有过多次的亲密合作，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
记得“**”
结束以后不久，中等师范学校刚刚恢复，急需教育学科教材。
教育部要求我们编写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我当时担任教育系主任。
心理学教材我请心理学研究室主任彭飞教授担任主编。
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本应由当时的教育学教研室承担，但许多老师都不愿参加。
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组织了靳希斌、赵敏成两位老师到各地去调研，又请了陈孝彬、黄菊美撰写了两章，最后还是把黄济同志请出来为我们把关。
黄济同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两人共同主编了这本“**”
结束以后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
1986年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张承先同志推举我主编《教育大辞典》。
当时我非常胆怯，怕不能胜任这样巨大的工程。
许多老前辈如刘佛年、吕型伟、滕大春、季啸风等给了我极大的支持。
黄济同志也屈尊担任了编委会委员、《教育哲学》分卷主编。
黄济同志学贯古今，对我国古代教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都深有研究，因此《教育哲学》卷为《教育大辞典》增色不少。
黄济同志和我都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在学科评议工作中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黄济同志一生从事教育理论工作，时时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常为中国教育学会主编的《中国教育学刊》撰写文章，讨论教育问题。
黄济同志严谨笃学，为人平易谦和。
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但对我们亲如兄弟。
“**”
前我常常到他家里，他的夫人和孩子我都很熟悉。
他淡泊名利，只知道做学问，虽已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
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1]原载《中国教师》，201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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