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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论。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反对者的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是主体，学生只能是教育的对象，是教师教育的客体。
第二种意见认为教师要起主导作用。
从教育过程看，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只能是学习的主体。
第三种意见从哲学方面来论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在同一个事物中只能有一对主要矛盾，在一对矛盾中只能有一个主要方面。
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这对矛盾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过程中不能有两个主体。
为此，我在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发表了《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文，阐述了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辩证关系，阐明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是矛盾的，相反，教师的主导作用恰恰在于启发学生的主体性。
时至今日，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的提法似乎已经被广大教师接受了，而且主体性教育实验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964年我被师大党委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并负责筹备中宣部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杂志，于是我与外国教育、比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
一面倒的政策，除了介绍苏联教育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
于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若干大学成立了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美国经济四个研究室，1965年合并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由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谢芳春任所长，我和另一个教师任副所长。
《外国教育动态》在中宣部教育处领导下筹备了半年，出版了两期试刊，1965年夏天正式出版，但只出了3期就遇上“**”
，被迫停办。
1974年我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
会议期间了解到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参观了巴黎大学等学校，深感我国与外国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我最先想到的是要恢复《外国教育动态》这本杂志，于是1979年秋天我给当时负责教育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写信，希望恢复这本杂志，并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没有想到方毅副总理很快就批准了。
1980年就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我一直担任主编至今。
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专家华裔教授胡昌度来北师大讲学，教育部组织了10所大学的教师来听讲进修。
我作为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负责组织了这次教师进修班，同时也同堂听课，学习比较教育理论。
三个月进修班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开始编教材。
经过两年的努力，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王承绪、朱勃等教授指导下，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于198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9年我开始招收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理事长。
从此，比较教育就成了我的第一专业。
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我大概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应该对世界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特别是战后的教育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脉络，吸取他们的经验。
于是我在制定教育科学“六五”
规划时提议把“战后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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