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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转移很有可能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之后。
拉多加易受攻击，不适合做政治中心，而留里科沃距离佩林（Peryn）的异教徒庇护所较近。
因此，毫无疑问，当地第一位主教希望远离这样一个异教徒中心，而把他的教堂建在北部稍远的诺夫哥罗德村落。
当地长官和商人紧随其后，到11世纪早期，诺夫哥罗德已经成为俄罗斯西北部的政治、教会和商业中心。
中心城市从留里科沃迁到诺夫哥罗德反映了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波罗的海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格涅兹多沃让位于斯摩棱斯克，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分别被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替代，而在波罗的海，比尔卡被锡格蒂纳取代，海泽比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帕维肯（Paviken）被维斯比（Visby）取代。
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有时发生于“成对的”
或“姐妹”
城市范围内——是否都是由同样的发展造成的。
在俄罗斯，有材料显示11世纪初的新城市更深地植根于当地经济和农业腹地，并且充当已具雏形的公国的政治和教会中心。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西北部主要中心，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国际贸易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
到10世纪60年代，迪拉姆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只有少量迪拉姆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
到11世纪30年代，这种流动完全停止。
迪拉姆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萨曼王朝瓦解，同时伴随着中亚地区白银日益紧缺。
大量出口和现有银矿的枯竭导致新迪拉姆质量日益下降：1000年的银含量接近90%，而半个世纪后下降到5%。
可以理解为什么罗斯商人不再想要这种硬币。
因此，到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开始把目光投向波罗的海，把那里当作皮毛的主要市场以及以日耳曼硬币和盎格鲁-撒克逊硬币形式存在的白银的主要提供者。
要想深入理解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变化，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
大约55%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被重新输出到波罗的海。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斯拉夫人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来往。
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发现了迪拉姆，来自挪威的迪拉姆相对较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丹麦。
它们大部分存储在瑞典，包括哥特兰岛。
事实上，哥特兰岛拥有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单一迪拉姆窖藏集中地，这些迪拉姆的发现还需历史学家进行解读。
9世纪和10世纪大部分时期，梅拉伦湖畔的比尔拉是瑞典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主要市场，这解释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如此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都与瑞典中部有关的原因。
目前，还不知道同一时期的哥特兰是否存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中心。
钱币和考古证据清晰表明，瑞典——尤其是瑞典中部——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交往中起了主要作用。
9世纪中期之前，贸易相当有限，并且有一些不稳定。
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贸易有了显著增长，但接近9世纪末期又有所下降。
之后贸易水平稳定增长，在1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
10世纪40年代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量迪拉姆在50年代进入瑞典。
从50年代起，瑞典迪拉姆窖藏从时间构成上越来越久远，因为流入瑞典的新迪拉姆越来越少。
10世纪后半叶，不知为何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前10年完全停止。
正是此时，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新贸易的中心。
随着迪拉姆向西流动，一些商品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俄罗斯欧洲部分。
考古和书面材料证实，如琥珀、武器（尤其是剑）、锡锭和铅锭、玻璃和葡萄酒这些产品都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
西斯拉夫人也向拉多加出口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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