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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
这些名词，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还保有相当的力量。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字汇，被全世界抄袭了去。
但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自以为承受了别一个民族的组织，实际上总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别人的组织改变过了，这天才即是他的历史的机能。
法兰西共和国，不论他自己愿或不愿，确是继续着路易十四[137]与拿破仑的“集中”
事业（l'oeuvretralisatrice）。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时代的官僚传统。
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
字汇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词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谈论议会制度的人，不论是颂赞或诅咒，似乎都相信，这种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国家内，都是相同的。
事实上，从英国输入法国和美国的制度，在三个国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
不列颠宪法以解散议会权为基础，这便构成了执行政权的人的威力与稳定，又如各大政党对于领袖的忠诚，各个政党领袖共同对于君王的忠诚，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
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远胜英王几倍的独裁者，但他是选举出来的，而他的议会亦远没有英国下院般的权力。
法国的个人主义，则使稳固的政党组织变得不可能，一桩历史上的事故，例如马克·马洪[138]的冒险的举动，使解散国会这武器成为无用。
可见，即在国家内部，未经任何新法律所改变过的宪法，亦会受着事变的影响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独裁、自由和集权对峙，好似确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们可再说一遍：一切制度，随着自然的节奏，在自由与集权之间轮流嬗变。
没有一种民主政治可以不需权威，也没有一种独裁不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
泰勒朗[139]曾言：
“有了刀剑，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剑上面。”
没有一个领袖，单靠着卫队，不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干涉态度，而能创造一种持久的政体的。
最煊赫的威名，也不能使一个领袖把他的民族导向违反本国历史传统的路上去。
邻国新政体的成功，能以传染与模仿之力，左右一个依违于自由和集权之间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经过了一番迷离歧途的痛苦之后，它仍将继续它固有的历史传统。
由此可知，在法国，问题绝不在于抄袭俄、意、德诸国的制度，那是和它不同的历史的产物，而且那些制度之有无价值，还需因执行者的品格而定，问题是在这些外国食粮中辨识何种才能拿来消化成自己的本体，更进一层，还得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错综变幻，以探寻其与现社会发生冲突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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