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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佛教与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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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自古以来，农林生产提供民生所需，二者之间息息相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佛教除了在丰富人类精神文明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之外，和农林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对农林业的发展，始终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与贡献。
佛陀时代，印度僧团借着托钵乞食而行化，佛陀虽然不事农耕，却将耕种的真义彰显无遗。
根据《杂阿含经》记载，有一次，佛陀在游行教化途中遇到一位农夫质问他耕田下种法，佛陀以偈回答：“信心为种子，苦行是时雨，智慧为犁轭，惭愧心为辕。
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保藏身口业，如食处内藏。
真实为其乘，乐住无懈怠，精进无废荒，安稳而速进，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
佛陀以正视人生的老农自居，善耕心田，并期望众生皆获菩提道果。
佛教因而开展出敬田、悲田、恩田、福田[1]等思想。
佛教传入以农立国的中国，由于文化背景、风俗民情的差异，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禅生活，晋代道安大师初出家时，即经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
。
到了唐代百丈禅师，其树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的“普坡”
作务精神，更具代表性。
其他如黄檗开田[2]、仰山除草[3]、桂琛筛谷作米[4]、布袋插秧[5]等禅宗公案，以及“冬瓜直优侗”
[6]、“出草入草”
[7]、“黑豆勘定”
[8]等禅门用语，皆与农林有关，在在显示出丛林生活教育和农禅作务的紧密关系。
甚至发展到后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更设有专门管理农圃及庄园的园头和庄头等职务，僧众自行垦田耕种，自给自足，奠定寺院经济的基础。
此外，中国农业在历代高僧大德躬行履践下，开垦出许多新的耕地，例如南泉普愿禅师在池阳南泉蓑笠饭牛，开垦荒野为良田，达三十年之久；安岩山华严院院主无尽，在蓬道奥山北的马迹开辟废田八百亩；山西普济寺院主清弁法师，四十年间兴废起弊，垦山田，造水硙，嘉蔬有圃；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唐代佛日普光禅师，芟芜除草，将一千亩海埔地辟为良田；天童寺因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等。
由于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以较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耕种。
这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但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都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魏时，僧官沙门统昙曜奏请北魏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祇户”
[9]制度；唐宋时，寺院丛林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磨坊[10]；宋朝时，维溪、师振、养誉等法师兴建水利，灌溉农田[11]；乃至园圃种植业的发展，经由中外僧侣的弘法交流，成功地把菠菜、新罗茄子、胡桃、胡椒、胡萝卜、波罗蜜、贝多树等新植物品种引进中国，同时创新园艺技术[12]。
尤其，据传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时候，曾携带粮食及蔬果种子百千种，并教导藏人纺纱刺绣的方法，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日本学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归国时，也喜欢将中国的农林产品带回日本，其中尤以茶种最受欢迎。
直至今日，茶道成为日本的国粹，喝茶更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初佛教僧侣的推广与传播，可说是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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