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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装轮船一个劲往水线靠近，多数时候总是空空如也的小路上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不紧不慢地走着，刚好在船停稳之际来到水边，不等跳板完全搭好，便歪歪扭扭地上得船来。
另一次，不远不近地望见小路中间蹲着一个雕塑般的人，不晓得轮船上面的水手们是如何观察的，反正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发现那人有过何种表示，混装轮船就改变航向驶过去，看着那人借助一种专门的架子将一头肥猪背上船来。
我终于明白，一条水线将细微的乡村三峡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小路，另一部分是私人码头。
难道它们不像往日在田野皆为集体财产之外，那种另行分割给私人的小块自留地吗？我以为这样称呼是合适的！
一天之内能有三五个人使用它们就很了不起，这样的数量正是当下一个正常家庭人口的数量。
私人小路牵出许多大山背后的岁月。
只要这山还在，这水还在，这小路还将继续牵扯，而不管其是否还有力量，还有**。
山路越细小越崎岖越是深深地插入乡村腹地，它像一条脐带，载着这座大山上包括最没有用的狗尾巴草在内的所有植物、包括最被看重的五岁黄牛在内的所有生物、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到达今生今世只能看到最微弱希望彼岸的码头。
私人小路举重若轻，私人码头举轻若重。
前者之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者之轻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在一九九五年之前，我也许会将这种连脚印都留不下来的小路称之为迷你小路，也有可能将这种连块石头标志都没有的码头称之为迷你码头。
那一年的秋天，我躲在有水无山的武汉西郊写了一部名叫《迷你王八》的中篇小说。
《上海文学》杂志在一九九六第一期上发表之际，时任主编的周介人先生在电话中同我商谈，将其改名为《分享艰难》，并且预言，在以后的多年里，“分享艰难”
一词必将会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因为它会触动这个社会里最敏感的那条神经。
在内心里我一直没有放弃先前的喜欢，觉得如此小说题名会平添一份有趣。
我当然也明白，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对艰难的分享与否，对于人性和人的品格来说，真的是高下立见。
后来的种种事实，印证了周先生的先见之明。
已经十几年了，人文领域每年都会冒出新的论争，“分享艰难”
的问题一直处在挣不脱的旋涡中心。
在大部分人那里，这场论争已经超越文学艺术本身，变成了以“为谁分享艰难”
作为分水岭的政治红线。
人在思维中天马行空，是人类不断进步与进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时光推移，某些人的思想会显出高山仰止的境界。
在人们普遍不能适应时世的艰难、仍然将自己限制在认为改革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没有穷尽的幸福的情结之中时，“分享艰难”
恰如一声断喝，惊醒许多黄粱枕上人。
是愤懑？是迷惘？是撒娇？是非种种全是别人的思想经历。
身为资深小说书写者，那时候我的心正在像诗一样痛苦。
那一年的情人节，南方的一家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浪漫痴情的男子向恋人求婚的广告。
就在同一天，北京的一家青年报上，却有这样一篇报道云南乡村的一位妻子，拿着家里仅有的两角钱，去往山下的镇上买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离家之后的路上，妻子始终将钱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奇怪的是那钱竟然还是丢了。
妻子在崎岖山路上苦苦寻觅始终不见踪影，天黑之后不得不回家，并打算第二天再来寻找。
为人妻的女人预感到将有灾祸降临，却没想到灾祸是如此严重。
盛怒之下的丈夫，突然失去理智，拿起一把刀，活活将妻子的两只手指剁下来，以示惩戒。
我并没有亲自读到这两份报纸。
这些事例是从同城诗人刘益善那里听来的。
北京那家青年报的同一个版上，还有一篇消息也是说云南的：一位老奶奶拿着一分钱，在供销社里求售货员卖给她一两盐。
旁边的一位干部于心不忍，买了半斤盐送给她。
老奶奶翻身倒地，非要磕头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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