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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海上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了巅峰。
中国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在短短的三十载，势力所及，东至日本，西到锡兰山，政治地位居于亚洲海上诸国之首。
纵观中国悠长的历史，只有这一时期的海上力量最为强大，势不可当。
海上强国
南宋、元朝及明初三百年间，中国的海上实力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这一时期，中国水师先后控制了黄海、东海，再是南海，最后势力范围到达印度洋。
中国的船运业在水师的庇护下，控扼了东方的海道和海上贸易，大量华人出海在南方热带地区建立聚居区，中国的政治地位远超东方海上诸国，是真正的海上强国。
本书一直力图表明，中国实际是从南宋才开始在海上发挥出了优势。
当时，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组建了长期、稳定的远洋水师，迥异于之前其他朝代的水师。
女真入侵中原，宋廷不得不离开北方南迁，偏安东南沿海。
这一地区由于自然地形特征和资源十分适宜开展海上活动，人们继承了祖辈的海洋传统和航海精神，拥有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又为战事所迫，中国正是在此条件下成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水师。
当陆军在前线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这支水师成为抵抗北方侵略者生死攸关的武器。
1161年在山东海岸和长江入海口的水战大捷，说明将希望寄托在水师上的策略是正确的。
同时，因宋朝疆域收缩，正常的岁入来源大大减少，长年累月的战争让国家满目疮痍，中国人不得不从海外寻找资源和资金，以维持朝廷运作和战争开支。
结果，中国海上贸易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在元军成功建立水军之前，宋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水师的作用，一度有效地抵挡了元军入侵。
元军依赖水师的力量，突破了南宋在汉水和长江的防线，攻陷了行在临安，直至最终于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一举歼灭南宋舰队。
残余的南宋水师被编入元朝水师，成为远征军的中坚力量，征讨过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
在不遗余力地想通过武力扩张大元帝国的政治势力的同时，元朝还力图建立一个海外经济帝国。
中国的货币曾一度强制推行到了一些遥远的国家，如马八儿等。
中国的商船曾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带回大量财富。
为逃离国内的压迫，大批华人去海外寻找机遇，背井离乡到了异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出海移民潮。
宋朝的海洋精神和传统、精湛的造船技艺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一路从元朝传承到明朝，使中国的海上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中国人的远洋旅程，包括最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最远曾到达了非洲东海岸。
在鼎盛时期，从日本到锡兰山，从高丽到爪哇，许多国家都深受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
12世纪之前及15世纪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都不曾如此辉煌，海洋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深远。
中国对海洋突如其来的兴趣和海上势力的急剧扩张并非一种异常的情况，也并未偏离许多人所谓的“正常”
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轨迹。
中国向东和向南的扩张是顺应历史和文化发展的。
中国的海上实力在南宋、元朝及明初时期遥遥领先，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最主要的是地理、历史、心理、政治等特征，以及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具备以上所有条件，中国在南宋、元朝及明初这一时期一跃成为主要的海权国家。
这些条件既是形成这一时代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时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2至15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和14至17世纪的欧洲相似。
那时的欧洲人从蒙昧中觉醒，渴望寻求智慧和知识，深受冒险精神的影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初现，民族国家兴起，人们扬帆出海，开拓市场，寻找贸易机会，建立殖民地，政府资助私人远航，以期征服当地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阻碍海上实力进一步扩充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这是由于中国人多面性性格中各种矛盾的心理特性形成的。
一方面，中国人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与人民互动交往，这种外向性似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们又倾向于武力扩张和扩充资源，这几点都让中国人对海洋产生了兴趣。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反对斗争，主张清静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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