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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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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知欲的觉醒是在初三下学期。
那时我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初步选定以数学为终身事业。
仅仅因为“出身不好”
,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啻是浇在强烈求知欲上的一盆凉水。
然而青春意识中觉醒的求知欲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扑灭的。
自学成才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决心以他为榜样。
我也酷爱俄罗斯文学,很想能阅读俄国文学大师们的原著,因此在下乡的简单行囊中夹带上一套《俄语语法》和若干册《俄语》读本。
我的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家庭,可是,在我下乡的漫长岁月里,没有一个成员鼓励过我自学。
“文革”
中我曾在大姐家待过半年多。
大姐夫在上海海运学院任教,是留苏博士,他从来不过问我自学俄语的事,仿佛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也就不敢在他的面前看俄语书。
我在大姐家的日子里,他带领我姐、一双儿女和我,煞有介事地每天向毛泽东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
——这当然也是上海里弄所要求的。
他是否虔诚,我难以说定。
不过大姐夫偶尔也会同我讨论王勃的诗、鲁迅的《野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狄更斯的《双城记》等。
那都是饭后闲谈中不经意谈到的,而且每次谈着谈着都是他突然止住了话题,然后奉劝我少看点这类书,多读毛主席的著作。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顶了他:“毛主席的著作不就只有四本吗?”
他怔怔地瞪了我一会儿,神色怅然,没有再说什么。
我的一个学文学的哥哥更是说我学的那些“玩意”
是“屠龙之技”
——他倒不是讥讽我,他自己学的文学就成了“屠龙之技”
,如今靠肩头吃饭。
一九四九年以来,每次运动父亲都担惊受怕。
一九五七年在南开大学学历史的二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作曲的四哥和在云南大学教书的大嫂被打成“右派”
,纷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改造,这对于儿女情长的父亲精神上的打击远甚于他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我从小很少看见父亲笑过,他潸然泪下的情景至今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父亲多次叮咛我长大后不要学文史,要学理工,将来吃一碗稳妥的技术饭。
我下乡后,父亲对他最小的儿子牵肠挂肚的便是吃得饱不?穿得暖么?干活累不?其他都无从顾及了。
有一段时间,我十分着迷于鲁迅著作,父亲不无忧虑地对我说:鲁迅的书少看,看多了学得愤世嫉俗,言语尖刻,将来是会罹祸的。
我实在不忍心给父亲再增添哪怕一丁点精神上的负担,当着他的面就不看,私下里忍不住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
在家庭里得不到任何人的鼓励和支持,在乡下又出现了凶险的压力,令人不寒而栗。
林场场长彭顺财隔三岔五地要将我们集合起来训话。
有一段时间,他经常用手指戳着胸部说道:“有一些人这塌塌有一股气……人民政府宽宏大量,但是法律再宽大也是有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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