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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这事跑了不少路。
我们这些城里娃刚下乡一日三餐光吃米汤泡饭哪里受得了。
家境好一点的知青趁赶场天便下山到公社街上小食店，花一角钱吃一碗带点猪杂碎的面。
有时，我们下山到公社去担米，只要社长看见我们，总要给我们买碗面吃。
有一次我们好多知青一起去公社赶场，他把我们叫到家里，还买来一大烧箕白糕，硬要我们吃。
连他自己比我们小五六岁的两个女儿都吃不到一口。
那天扫墓时，谈起此事，在场的国玉还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还小，好想吃哟！
爸爸总是对我们说，他们这些娃娃这么点大就离开父母到这儿来，怪可怜的，你们总比他们好嘛！”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社长的家就在公社场口边，那一座清贫的小石屋留给我们老知青一辈子温暖的记忆。
他和大娘如父似母般的爱，伴随我们度过了那段艰辛的岁月。
那石屋似我们自己的家，上街我们总在那儿落脚。
喝过多少水，吃过多少饭，还有放了糖的荷包蛋……社长每月才二十四元钱工资，我们花过他多少钱也说不清。
三十年后我们返乡十个知青也还是住在他们家，当然而今的家，绝非仅有那温存的小石屋了。
见到满脸皱纹的大娘时，我们相拥而泣，让离别三十年的愁绪得到释怀。
我们纷纷解囊，表示我们对老社长的崇敬与追念，但愿九泉之下的社长，能得到一点安慰。
我们深深知道，在那个苦难的年代，我们和社长真挚诚恳的感情，是无价的，是人间最可宝贵的。
我们林场二十九个老知青，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只有两个所谓的“社青”
，还有一个成分好的十三岁的文盲小妹妹。
高、初中毕业生中多是“黑五类”
家庭出身的子女。
（表面上填写职员成分的彭小蓉，在公社档案里却查到“伪军官”
成分。
）林场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蔡铁昌，在学校高二读书时身为班长，品学兼优，又有组织能力，不幸出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
。
他父亲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任过泸州行署教育局局长，祖父是该地的大地主。
因牵扯土匪问题，解放后其父被枪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这一历史问题而受牵连，其母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而我父亲是“内控右派”
，其姐、姐夫在台湾，社会关系复杂，成分算“黑五类”
中最黑的。
黄南湘在校读书时担任班干部，而我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区“三好”
学生，《红领巾》杂志还介绍过我的事迹。
但是我们这样的好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在校时都加入不了共青团。
阶级路线在学校一年比一年执行得严酷。
在重庆二十九中学读初二时，我还当大队长，但到初三时，我多次申请入团（其时我已是超龄少先队员），总是批不准。
后来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总支书记兼校少先队总辅导员找我谈话说：“我是很了解你的，你各方面都不错，但对你姑妈姑爹的台湾关系要深刻认识，要经受组织的长期考验。
他们在台湾可能是好老百姓，也可能是特务。”
当时我想，我一九四八年才出生，听妈妈说，姑妈他们一九四七年就去了台湾，莫说我未见过他们，他们也从未见过我，我又怎么去做深刻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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