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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指着我们脊梁骨骂道：“林场知青都是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的孝子贤孙！
林场是刘少奇、李井泉搞起来的，是修正主义林场！”
；“知青必须老老实实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等等。
我们林场知青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展开反击：
（一）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正因为响应党的号召，才背叛了家庭，离乡背井到大巴山干革命；
（二）办林场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执行的，是新生事物，是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最好的形式；
（三）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和程继良以漫画形式介入了这场“辩论”
。
虽然贴出来不久就被撕毁，但广大社员争看漫画已成为热门话题，全公社都晓得林场出了两位知青画家。
程继良干一九七三年因深度近视办“病残”
回了重庆。
很长一段时期靠给一家陶瓷厂画杯子谋生。
他结识了当时重庆画界几位有名的高手，如欧治渝、姚渝永，还有后来多次在电视露面的拥军画家黄怀清（是以画葡萄著称的苏葆桢的高徒），其画艺也与日俱增。
他的多幅反映山城江景、码头、船舶的水粉小品已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一九七五年我回重庆过春节，即将返回农村的前两天去了程继良家。
在凯旋路中学一间狭小的陋室里，他正在专心致志作画。
见到我这位老朋友非常高兴。
他说：“你坐下，我给你画张像。”
不到两个小时就画好了。
我一瞧，哈，真像！
特别是那双眼睛画绝了！
几年前在我们知青屋他曾为我画过像，但这次最成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结婚生子，据说又到武汉读财经大学，不久入了党，在建设银行搞教育工作。
后又搞办公室工作，升为副主任，直到主任。
一九九五年三月底，他患肝癌住进了医院。
我和同学王文康（曾一道考美院附中的画友）到西南医院去看望他时，他精神状态很好，谈笑风生。
但两个月后，我再去探望时，他已憔悴不堪，瘦得脱了形，整个人像“缩了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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