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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听见有些吃惊，说的谁呢？该不是说的我吧？我可是老老实实地出工干活，性格也不算沉闷呀？听的次数多了也就麻木了。
心里想，他也就是经常吓唬我们，要我们俯首帖耳地听话而已，难道把我们都抓起来送大路沟（劳改煤矿）不成？！
我们一起来的十多个知青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的，按他的说法——“这塌塌有一股气”
。
一九六五年夏末的一天，公社副书记兼武装部长王廷生到我们林场来了。
王部长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我去公社偶尔会碰见他，他总是笑容可掬，亲切地问：“吃饭没有？”
仿佛随时准备掏出钱来请客。
我甚至暗忖是否因一笔难写两个“王”
宇，他把我看成了老弟，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暖流。
王部长来的这一天，我们收了个早工，晚饭后全场集中开会，听王部长的指示。
一开始他满脸堆笑地表扬我们下乡一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基本上闯过了生活关与劳动关。
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但是，有的人思想改造还差得远，仍然顽固地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甚至学帝国主义语言和修正主义语言！
你们到乡下来是干什么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学帝国主义语言干什么？难道还指望帝国主义打进来，复辟资本主义，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学修正主义语言干什么？难道还指望我们国家变颜色，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
王部长一改平素的和蔼可亲，脸上的肌肉因为激愤而被扯横了，双眼闪烁着凶狠的光，在知青们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与他目光相碰时不由得脊梁骨一阵发凉，情不自禁地将头埋了下去。
当晚久久不能入睡。
我摸到周邦宪（他在自学英语）的床边，他也睁大眼睛在那里发愣。
“斯大林还曾经说过，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哩。”
“能同王部长论这样的理吗？”
我们商谈的结果是：这外语再也不能公开学下去了，否则真可能被莫名其妙地送到大路沟去。
联想到彭顺财的“法律再宽大也是有边的”
的说法，其实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我和周邦宪的。
自从那次会议之后，我实际上就生活在恐惧之中。
多亏了一年以后爆发的“**”
，这股不可名状的、随时可能吞噬掉我们的势力才发生了变异，或者说转移了方向，不再胁迫我们。
我与周邦宪曾多次谈及，“文革”
对全民族而言，当然是一场空前的劫难，而对我们来说，却使我们从梦魇般的“原罪”
中解放出来，并让我们搭上“最后一班车”
——跨进了大学的门槛。
也就是说“文革”
给我们带来了福祉。
历史便是这样地充满了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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