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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字的毛主席像章，专门送给农民的。
何光昆又说，听队长讲这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的贫下中农”
的，那几个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不发。
当时，我们心里虽然很气，但不能失态，要和队长讲理，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把属于我们的权利争过来。
上午近十一点，队长果然通知开会。
平时开会，我们都和妇女坐在一边。
而那天，我和光亲与队长分坐了一张四方桌的三个方位。
队长见我们坐到了他旁边，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连说：“坐、坐。”
开会了，队长说：“毛主席关心我们农民，中央专门为农村制作了‘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像章，大队已经分给我们队了，分配方案是一户一至二人发一颗，一户三人发两颗；五至六人发三颗……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队长看了我一眼），所以你们几个知青就不发了。”
我说：“队长，我讲几句。”
他说：“你讲、你讲。”
我先背诵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一文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一段语录后，说道：“我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远离故土、父母家人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这叫来得正；在生产队我们的表现常得到队长您的好评和表叔表婶、大哥、大嫂们的夸奖，连区委余书记也表扬我们，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叫行得端。
至于我们的家庭出身：有两个教师、两个小商、一个医生，若要划最孬也要划到下中农里（这是我自己划的）。
而下中农是毛主席所说的依靠对象，是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那么按照刚才队长宣布的发放方案，我们五人是五户，因此应领五颗毛主席像章。”
说完我还故意问一下：“队长，您说对不对呀？”
队长苦笑着说：“应该五颗，应该五颗。”
于是我们领到五颗像章。
离开会场回到家，我和光亲大笑一通，心里却是酸酸的：妈的，农民也想欺侮我们！
何贻蒙的儿子追出来向我要像章，我说：“这可不能乱送，这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哟，明天我送一个大的毛主席像章给你，重庆带来的。”
不是真的贫下中农，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就是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知青”
在老实憨厚的全德队长心目中到底是何许人，恐怕全德老汉自己也没搞明白。
肯定是另有人告诉他，不准发给那几个知青毛主席像章，否则他也不会对区上、公社、大队经常表扬的几个女知青作出那个错误的决定。
只是难为他想了一个那么荒唐、笨拙的理由：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可以不发。
可恶的不是队长，而是那个在队长背后操纵他的人。
能指挥队长，可见得不是一般人物了。
对知青群体的评价，城市、农村都差不多。
听说过一则故事或叫笑话：一九六八年重庆城里，人们排队买东西。
甲说：好像现在小偷少些了。
乙接着说：知青都回乡下去了噻！
人们把知青看成了小偷！
而全德队长等人又把知青排除在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外。
知青，在社会中算哪一个层面呢？我想既然是自己选择了当知青这条路，就得选择承受知青的一切。
想不明白干脆别管它。
何光永大姐是本队人，她丈夫何光海是上门女婿。
何光永大姐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白净的肌肤，圆盘脸，特别是一双见人就笑的眼睛和朗朗的笑声，给人一个能干、漂亮、直爽、慈善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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