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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麴里也包税，酿酒必用酒麴，酒麴的用量，就能推断酿酒的產量，这就很难再糊弄官府了。
从源头控制酿酒业。
甚至还要立法，私造酒麴15斤、私运酒入城达3斗者，处死。
卖私曲者，按私造曲之罪减半处罚。
贩卖私酒麴，以后就跟贩卖私盐一样是重罪。
官府的官营专卖，加上民间的酿酒售卖，酒禁放开，酒税却要保证。
按这种新酒税，则朝廷一年官营专卖，预计能收入五十万贯，民间酿酒、卖酒的酒麴税，更能达到百万贯。
一年光从酒这里，就有收到一百五十万贯。
对皇帝来说，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么大个財源。
酒税基本税率，大概就是十税二。
增加了酒税，必须会导致酒价上涨，可对朝廷来说，实在无法拒绝这一大笔財收。
朝廷垄断制酒麴权，通过控制酒麴，来控制酿酒户，以掌握其酿酒数量，然后精准的徵收酒税，就能最大可能避免酿酒户逃酒税。
而酿酒的数量掌握了，则也就能掌握这些酒卖给谁，酒商也不能逃税。
李逸家的酿酒產业现在做的不小，尤其是他家的烧酒类，更是行业老大，什么柿子烧、地瓜烧、高梁烧，价格虽不如那些有名的黄酒等，但在中低市场上受眾很广，更別说蛮夷那边卖的格外好。
相比之前无税，现在十税二，纳的税可不少，但李逸还是愿意推行新酒税制，纳税是帝国子民的义务，只要相对合理就行。
宋代一年酒税好几百万贯，甚至在南宋时超过千万贯，能占到財政收入的很高比例，比如宋高宗时，丟失了北方大量领土，可酒税仍能达到一千三百万贯，占財收近四分之一。
酒专卖的利润也是极高，官营的石门酿酒坊，朝廷每年投入两千七百贯的本钱，得到收入一万零七百贯，抽走八千贯利润，留下两千多贯继续做本钱。
南宋官营酿酒坊，平均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五，朝廷抽成超过百分之五十，非常赚钱。
李逸主张征酒税，最主要的原因是酒税其实是富人税，相比起盐税，每个吃盐的人都相当於纳了税，而酒在这年头，哪怕不是高档酒，只是普通的酒，一升酒也得半斗米钱，一般百姓喝不起，酒也不是生活必须品。
歷朝以来，宋朝的税制是相对合理的，明朝的税制则最不合理，只知道盯著种地的农民，结果就是国家穷，百姓更穷。
魏徵听到李逸说新酒税制推行后，官营榷酒和民营酒税加一起能有一百五十万贯左右的收入，一点都没觉得高兴，反而觉得这是搜刮百姓。
“前朝之时，盐不徵税，酒也不徵税，茶叶、糖更没听说要徵税，就连矿都许民经营无限制不收税。
可隋朝统一天下仅一二十年，便有开皇盛世，隋文帝时仓储的粟米，有些现在都还在。
我大唐贞观，为何却要立那么多税目，开徵那么多税？
盐税一年征五六百万贯、这榷酒、酒税一年又征一百多万，茶税糖税一年又征几十万贯，还有矿课、工商的住税、过税、输估，市舶抽解、边市关税··这一年各种税加一起，加税千万贯，臣请问陛下，这一千万贯税从何而来？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还是民脂民膏？陛下向商人徵税，向各种商品徵税，最后还是落到了百姓头上啊。”
李世民皱眉，他不想跟魏徵再討论这些，这些早就討论过无数遍了。
“天时也不早了，先回城吧。”
皇帝扭头便走，扔下还在质问的魏大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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