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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严格规定学生不能过问政治。
如果编造歌谣，不管学习好不好、品行怎么样，一律立即开除。
比如明文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倘若学生“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
。
如果聚集到一起“闹事”
——比如要求与官方对话啦、争辩啦、提出诉求啦等等，为首者要发配，相从者开除。
为了让学生珍惜机会，也为了削减教育经费，张居正下令压缩学生名额。
建国初期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又有所增加。
张居正却下令压缩，规定“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
。
在实际执行中，又有明确的指向，压缩名额多的就会受到提拔。
如“浙江提学乔某以沙汰数多而显擢寺丞”
。
下刀狠、砍下来多的，破格提拔，有些教育官员就不免从严执行政策啦，以致“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
。
此外，还规定教育官员要负起责任，加强巡视、强化管束，否则追究有关干部的责任。
二是严禁讲学、查禁书院。
讲学是大明帝国政治宽松后出现的一种变相集会、结社活动，书院是民间讲学的一个重要场所。
讲学的内容、参与讲学的人员，可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有的真是传播学术乃至思想的，有的甚至是创收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书院“大大改变了以科举为中心的学术领域的方向，给学术与思想吹进了自由之风”
。
有中国学者也认为，“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是明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
这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在社会史、政治史上，都已大体得到共识”
。
不言而喻，这样的自由之风，对统一思想、控制言论是非常不利的。
更让领导不安的是，在讲学过程中，非议指导思想，议论朝政，甚至恶毒攻击“皇和国家”
领导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书院和讲学领袖名满天下、徒弟众多，大有一呼百应之势，对政权形成隐形威胁。
这怎么行呢？作为对江山社稷、朱家政权肩负重大责任的领导人，张居正断然下达了禁止讲学、查禁书院的命令，他理直气壮地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
因此，禁止讲学，“不许别创书院”
。
就是说，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博大精深，永远学不够、学不完，学习他们的经典著作足矣，还用得着标新立异讲学？当然，他在私人信件里对禁止讲学、查禁书院的原因说得更直接，讲学是变相结社，“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
。
客观上说，张居正这样做有把过去尚空谈扭转为干实事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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